到1974年，我已在武汉拖拉机厂从半工半读的学生变成了工人，从学徒变成了“师傅”。我当过锻工、钳工，开过钻床，通过无数次的努力，终于当上了电工，还是机修车间一个电工班的班长。我并没有忘记小时候要做“物理学家”的理想，“电工”是机械厂里最接近“物理学家”的工种。

一天下午，一位家住武汉大学的新工人，在我的工作台旁，和大家点评起武汉大学的“儒家”知识分子。老校长李达已斗死八年了，大右派曾昭抡死了也有六年，历史系的某某是自杀的，中文系的某某是上吊死的…… 突然，一个熟悉的名字从耳边滑过，她讲起了她的邻居，八十岁的查谦（见尾注1） ，最近也中风了。“查谦？是华中工学院（华中科技大学前身）的院长查谦吗？”我问，“他怎么跑到武汉大学去了呢？”经她解释才知道，查谦的老伴不久前过世，老态龙钟的查谦生活已不能自理，经“革委会”的批准，他已退掉在华中工学院的住房，搬到武汉大学，和他一个在化学系当教授的儿子同住。

听到查谦的名字，勾起我的一段心思。“文革”初期，我去杭州看望祖父，祖父曾提到查谦是他的老朋友。而就在那次谈话后不久，祖父就在乱世中死于非命。多年来，祖父的音容笑貌常在我的脑海中映现。我为人生的脆弱而哀叹，也为世事的不平而愤慨。“文革”中的工厂里，暴戾虚伪成了人们行为的外衣，无知无识成为年青人骄傲的资本。不用问，多年的工厂生活，我也早就是“言必称革命，往来皆白丁”。然而，心底里，我还是常常留恋过去那些充满真诚和友爱的时光，暗中怀念那些知书达理、循循善诱的师长。我突然生出一个要拜访查谦的念头，我想通过拜访一个祖父的朋友，寄托我对祖父的思念。

我是从许多不同的渠道知道查谦的。据说，早年的查谦是一个有相当成就的物理学家。国际物理界甚至有一个以他名字命名的“查谦定理”。我也听说查谦是一个完全与我们革命时代不相协调的学究，据说直到“文革”开始前，这位查院长在会上发言，一开口还是“女士们，先生们……”一个在华中工学院上学的同学告诉我他亲眼目睹的一幕：在一次批斗会上 ，“义愤”的学生们不断用小石子瞄准台上低头示众的查谦，直到一块石子击中他的前额，鲜血顺着面颊往下淌，一滴一滴落在他的衬衣上……

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上午，我按计划过江来到珞珈山，找到那位家住武汉大学的同事，请她把我带到化学系查教授 的家门前。待她离开后，我开始轻轻地敲门。好一会，门开了一条缝，有人在门背后问我找谁。“请问化学系的查老师住在这里吗？”我问。门开大了一点，我终于看清了一张中年人的脸。他当然不认识我，问，“你找谁？”我说，“我想找华中工学院的查院长。”一丝警觉的神情在他脸上掠过，“这里没有查院长，有事请去华中工学院。”我小心翼翼地说，“我找查院长是私事，不是公事。”接着又赶忙解释说，“是这样的，我的祖父和查院长是过去的同事。”“他现在身体不好，不能会客。”他把住门，显然不为所动。我顿了一下，却不甘心计划了好几个星期的访问就此结束，又说，“能不能请你先转告一声，我祖父的名字叫王琎。”出乎我意料之外，没等中年人回答我，他的背后，突然响起了一个声音。“王琎？王琎？请进，请进来。”随着这句话落音，中年人把门开大了，屋里亮了不少。我这才惊讶地发现，原来就在中年人的身后，紧立着一位白发的老人。中年人让到了一边，我猜测这位中年人可能就是查教授（见尾注2），但我没问，因为我的注意力已转到这位老人身上。我正对老人，定睛一看，大吃一惊。这不是我能想象的任何印象中的老人，这简直就是一个聊斋中的鬼影! 老人穿着一身病房中那种常见的睡衣睡裤，脸色和他的头发一样白，不知什么缘故，他的双颊通红，他的眼睛直勾勾。我不能肯定他是在望着我身后的什么地方，还是双目失明，他的两腿显然不能活动自如，只是机械式地前后缓慢移动。“请进，请进”，老人不停地说着，一面往屋里移步。我突然后悔起来，也许我根本就不应该来打搅一位重病中的老人。他看我站在门外没有动，又连着说，“请进来，快请进来。”我感受到那一连串“请进”声中，有一种很难在当年一般人身上发现的热情和真诚，我跨过了门槛，走进了查教授的家。

和当时一般大学教师的家一样，查教授的家也非常简单，进门的客厅杂乱地放着饭桌、书桌和几张凳子，这已占据了一半的地方。我不知所措地站在门边。经过片刻的犹豫，查教授也开始收拾起厅里的杂物。但老人却没有停脚，还在往里面缓行，口里说，“里面请，里面请”他的举动出乎我和查教授两人的意外：再往里走，可就要走进老人的卧室了。查教授对他父亲说，在客厅坐吧。可老人坚持说，“里面好，里面好。”查教授和我只好随他走进了他的卧室。卧室更简单，除了一张常见的双人棕绳床，没有任何家具，连一张椅子也没有。老人坚持要我坐在床边，而他自己就在查教授从客厅搬来的一张凳子上坐下。

经过这一番折腾，我和查谦老人终于都坐了下来。查教授送上了茶，屋里静了好一会。查谦用非常缓慢的语调开始说，“令尊祖父季梁先生是我的老学长。”这第一句话，他竟用了“令尊”、“先生”、“老学长”三个与时代完全不相适宜的词。“二十年代，我们在南京一起共事，” 他接着说，“季梁先生比我年长，我大学毕业后到南京高师当助教，他已是留学回国多年的教授了。” 他思路清晰，侃侃而谈。“那时候，我们国家还没有一所有国际水准的大学。南京高师师资力量强，基础好，又有一批经历和你祖父相似的留学回来的教授，大家热情都很高，都想用学到的知识，为国家建立一所大学。东南大学能很快就建成，靠的就是师生员工的齐心协力。”接着又说，“季梁先生是化学系的主任，在东南大学的建立过程中，他是起了重要作用的。”“1923年，我留学回来，曾先后在东南大学和中央大学任教。其间，季梁先生还曾任理学院的院长，我又与季梁先生共事了好几年。” 老人露出一丝微笑。从笑容中，我发现一种久违的真情。这位老人没有城府，丝毫也不隐藏他的感情。尽管他的瞳孔有点异样，我注意到他的眼神能随着谈话变化，心想，他大概没有失明。

查谦接着说，“当年我们大部分学自然科学的留学生，包括你祖父和我自己，思想都很单纯，一心想走科学兴国的道路。我们有一个自己的团体，叫中国科学社。季梁先生不仅是一个热心的参与者，还是一个积极的组织人和领导者。大家经常在晚上一起开会，讨论发展中国科学事业的各种问题。科学社几乎每月都会组织活动，把我们这些从事科学研究和教学的社员联系在一起。中国科学社还办有我们自己的杂志，叫《科学》。季梁先生是学自然科学的，但他的中文和英文的根底都很深，人又严谨认真，因而，他在很多年里都是《科学》杂志的主编。当年做所有这些工作，大家都是尽义务，都是在业余时间里做的。季梁先生曾为这些事付出过大量的心血和努力，这也是我们大家都非常敬重季梁先生的缘故。”

我倾听着老人的回忆，想象力也随他的思绪翱翔：我们仿佛来到了二十年代的南京，走进了东南大学的校园，那里没有政治运动，没有阶级斗争，那是一个人人都努力工作，又能和睦相处的天堂……

“五十年代，我在北京人大开会时碰到过季梁先生一次，他提到过他有一个儿子在武汉，”说完这句话，他停顿了一会，接着又问，“你父亲的名字应该是‘王启东’吧？”“不是，王启东是我叔叔，”我回答，心中却暗自吃惊。多少年了，他居然还记得王琎儿子的名字！“王启东是东南大学建校那一年出生的，所以你祖父给他起名‘启东’。”“王启东三四岁时，长得胖嘟嘟，很可爱，你祖父经常把他带到我们的办公室来，他在实验室走廊的地板上跑来跑去，我们就会喊，‘启东，起咚，起咚咚’。”

“启东，起咚，起咚咚”，我几乎不能相信我的耳朵，一个快八十岁的老人，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政治风暴的风吹雨打，居然在一个陌生的年轻人的面前，念起了呀呀学语的童谣。要知道，在“文革”当年，作为一个“牛鬼蛇神”，他是属于那种没有权利欢笑的人，笑，也是要有勇气的。我想，谈话一定触动了他深藏在心底的一片珍贵的记忆，因为我注意到，就在他念起起咚咚的时候，他的双眼折射出一种非常独特的光芒。那光芒显示着这神情呆滞的老人实在是一个感情十分丰富的人。他对二十年代的南京有一片深情，他对他亲手参加创建的东南大学有一片深情，他对曾在科学兴国的道路上共同奋斗过的同志和朋友有一片深情。

我问查谦老人是否知道我祖父去世的消息。他点点头说，我们前几年就知道了，大家都很震惊。他问起，季梁先生有几个子女？有几个孙辈？我告诉老人，祖父一共有三个子女，八个孙儿孙女。话到这里，我忍不住，加了一句评论。我对查老说，“我祖父有八个孙儿孙女，只有我姐姐一人上过大学。” 或许查谦从我的话音中听出了我的伤感，或许是这句话，把老人从往事的回忆中拉回到了现实的世界，或许两者兼有，他突然大声说，“你们现在好啊，你们现在好啊。在我们过去那个时代，我们只有一条路走，那就是‘惟有读书高’。你们今天可以选择的路很多，行行出状元啊。” 记得当年，我一直以为这是查老一句言不由衷的话。直到几年后，我考上了华中工学院的研究生，开始学会换一种方式思维，这才体会到他说那句话的苦心：他知道伤感和生不逢时的心态对我毫无用处。他是以他那一代人的眼光提醒我，不必怨天尤人，要自强不息。

结束了和查老的谈话，他送我从房里出来，碰上在客厅里等候的查教授。查老对他儿子说，你应该记得季梁先生吧？那年你大学毕业时，我还叫你写信去请教过季梁先生的。查教授摇摇头，表示记不起来了。我在一旁暗想，这位老人实在天真，这是什么年代！要是真把他的儿子也扯进这些陈年旧账里，还不知会给查教授带来多少麻烦和脱不了的干系？

几个月后的一天，我那位家住武汉大学的同事走过我的车间，特地绕到我的电工房，告诉我，查谦死了。“春天里，查老感染了肺炎。以前每次打过青霉素就会好。这次送到医院，医院说，青霉素用完了，他在医院躺了两天，就死了。”她说。 我没有说话，心想，死，对查老或许也是一种解脱。不知为什么，我相信他的灵魂一定去了东南大学，那里有他的激情，有他的理想，有他的“中国科学社”，有那弥漫着人性的校园，有那充满人情味的实验室走廊……我又想，祖父在天国里，又多了一位老朋友。至于我，人生的路还要奋力向前，查老不是说过，“行行出状元!”

【注1】：查谦（1896-1975），字啸仙，安徽当涂人，养父查秉钧为晚清翰林。1919年毕业于金陵大学，曾任南京高等师范助教，1920年留学美国，1923年获明尼苏达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东南大学物理系教授，1927年后，先后任教金陵大学、中央大学，曾任中央大学教务长，1932年参加创办武汉大学物理系，任物理系系主任兼理学院院长，1949年任武汉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3年与朱九思一同创办华中工学院，朱九思任党委书记，查谦任华中工学院院长直至1975年。中国物理学会理事，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译有《向量分析》、《理论物理》。二三十年代，查谦是王琎在中国科学社和《科学》杂志工作时的同志和好友。

【注2】查教授即查谦之子査全性，武汉大学化学系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在1977年邓小平召集的科学教育座谈会上，査全性被誉为是倡议恢复高考的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