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这几天清理资料，翻出一篇2007年我应杨竹亭先生之请，为他编著的《纪念胡刚复文集》写的一篇序言。一晃这也是14年前的旧文了。提起杨竹亭先生，许多人都知道，他是浙江大学上海校友会的副会长，中国科学社社员，是王琎四十年代在浙大湄潭时期的学生。前两年他以95岁高龄在上海辞世。我和杨竹亭先生十分投缘，他生前告诉过我许多关于我祖父在浙江大学和中国科学社的老话和故事。我的这篇旧文也提到了我和中国科学社的另一位早期社员胡刚复的子女来往的故事，我把文章重发在下面，与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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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2年芝加哥的一次的华人聚会上，我身旁的一位年长女士谈起她抗战期间，随迁徙中的浙江大学，住在贵州湄潭的往事。我不由得问，那你应该认识我的祖父王琎？她听了，兴奋地说，季梁先生，我当然认识，他就住在我们家的楼上啊。这位女士叫胡璞，正是胡刚复先生的女儿。我就此成了胡璞家的常客。以后又在她家认识了刚复先生的儿子胡南琦。胡南琦先生虽说高我一辈，和我却很投缘。几次接触中，我们的话题都在辛亥革命前后的那场庚款留学运动的历史上。他谈他的父亲，我谈我的祖父，这才发现胡刚复和王琎的人生轨迹居然有如此多的交集：他们都是1909年清朝政府选拔的第一批庚款留学生。同船赴美，一个学物理，一个学化学。回国后，同在南京高师、东南大学和中央大学任教。同是中国科学社发展的主要推动人。以后又在蔡元培先生的领导下共同参与了中央研究院的筹建和发展。1936年竺可桢接掌浙江大学，他想争取的理学院院长的人选就是胡刚复和王琎 。随后的十多年里，胡刚复和王琎又同在浙江大学共事了十多年。

记得我最后一次见到南琦先生，是在他芝加哥的家中。我们从各自的亲人谈起，也谈到彼此都有的一种共同的感觉。那就是，虽然我们怀念的是自己的亲人，但真正使我们感动的却是他们那一代人和他们毕生努力进行的一种‘科学救国’的事业。 我们都有同感，那就是，他们的事业始终代表着一个发展中的中国所需要的方向。我们的中华文明不应该忘记这一代人。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们的努力、他们的精神和他们的人格。当时恰逢南琦先生准备回国，于是约定等他下次来美，再来畅谈。谁知南琦先生就在那次回国后不久就病故了，带走了我们未谈完的话题和他所知道的故事。

庚款留美是一连串复杂历史事件的产物。它是东西文明两大板块直接碰撞的结果。回首百年，我们不难发现，这场庚款留美运动以及随后带起的留欧留日之风在中国现代史占据着重要的一页，因为它曾为急需现代科学技术的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叱咤风云的重量级的人物。胡刚复和王季梁都是这个时代造就的中华民族的第一代‘赛先生’ 。

这批人是古老中国大地上的第一批现代科学的开荒牛。这批人是华夏现代科学苗圃里第一群辛勤耕耘的园丁。 今天的年轻人可能并不知道，在九十年代之前，中国科学院几乎所有的所长们、我国几乎所有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主要学科领头人几乎全都是这批人的学生或学生的学生。那些帮助中国的原子弹爆炸，卫星上天的‘二弹一星’的功勋们也几乎全都受过这一代‘赛先生们’的教诲和栽培。那些为中华民族在国际舞台上争光露脸的科学名人们，从杨振宁、李政道、吴健雄、华罗庚…也几乎毫无例外的都是被这一批人引进科学的殿堂。

‘煮酒论英雄’。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在上个世纪初，正是这一批人，在太平洋的彼岸‘桃园结义’，在大清帝国的废墟上，上演了一场近代‘三国演义’。也正是这批人，在美国的新英格兰‘梁山聚众’，在古老中国的大地上，谱写了一部新编‘水浒传’。不同于刘、关、张的‘复兴汉室’，这批庚款留学生是要用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来振兴中华。不同于梁山泊的‘替天行道’，这批留学生的旗子上写的是‘科学救国’。水泊梁山有108条艺高胆大的好汉。而仅庚款的前三批就有180位用西方现代科学知识武装的‘赛先生’。 而正是这一批海外归来的‘赛先生’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中国现代科学技术的奠基人。

我是受惠于这一代‘赛先生’的人。在童年和少年时代，我受过他们的耳濡目染的影响，感受过他们的人生态度、他们的理想和在那个时代并不多见的科学精神。这些影响是无形的，却使我受用终生。 它使我从小就把“科学和工业”树为自己的理想。它让我学会了在逆境中奋斗。

今天的大陆中国，一方面，文化传统的内伤还待康复。另一方面，泥沙俱下的西方文化，正借着信息时代的媒体，潮水般向我们袭来。与八、九十年前欧美工业革命时期那相对单纯的社会环境相比，今天的中国人甚至更难吸取西方文明的精华。我欣赏“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提法，也赞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然而，从文明史的角度看，我们这一代中国人要走的路还很长。面对一个开放的世界，倘若我们冲动多于思考，盲目多于理性，我们会因‘夜郎自大’而故步自封。倘若我们不能继承自己传统的长处又无力判断西方文化的弊病，我们仍有缴械投降，“全盘西化”的可能。

最近几年，随着我对我爷爷这一代人的了解的增多，我突然发现，这一批上个世纪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老一代上承中华文明的传统，外袭西方文明的真谛。他们崇尚科学。他们博古通今。他们懂得中国人，他们理解西方人。他们具东方文明的修养又兼有西方文明的人道和博爱精神。这批人绝不是老古董，更不是只懂X，Y的书呆子。他们在八、九十年前就站在了中西文明交锋的前线，思考过至今还在哲学、文化、教育领域中困扰着我们的经典问题。更甚之，这是一批生长在民族危亡的年代而有忧患意识的人。他们有对自己民族的一种深深的热爱。他们有振兴中华的忘我和执着。他们正是一种能靠德行、素质、学识和精神去和西方文明争高低的中国人。

杨竹亭先生是胡刚复和王季梁共同的学生。也是中国科学社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解散前发展的最后一批社员。我和杨竹亭先生本不相识，直到几年前，读到杨竹亭先生写的关于中国科学社的文章，才慕名和他认识。这才知道他还是上海市著名的‘关心下一代教育工作者’。应该承认，我对祖父历史的兴趣开始只是限于对他的成就和他所担任过的职务。随着对历史了解的增多，我逐渐为他们那一代人的思想所吸引，为他们对祖国和民族的那一片诚挚的感情所感动。在这一点上，我发现我和杨竹亭先生的心是相通的。

杨竹亭先生最近撰写的《纪念胡刚复教授115周年文集》正是表明我们的中华文明并没有忘记那一代为中华民族披荆斩棘的‘赛先生’。他要我为《纪念胡刚复文集》写一篇序言，我本想推辞，自觉自己没有这个资格。继而又想起了胡楠琦先生，如果今天他还在，他当然应该是序言的作者。如今他也不在了，我实在也有责任将他对他父辈的那种感觉和认知转告世人。胡刚复虽然不是我的祖父，但我感到纪念胡刚复也就是纪念我的祖父王季梁。纪念他们，也就是纪念他们那一代在科学沙漠上为中华民族寻水的掘井人。

王季梁曾在抗日战争中的湄潭写过一首感怀的诗，其中有“旧友相逢仍矍铄，神州不信便沉沦”。 今天或许我们可以告慰我们的先人，神州终究未沉沦! 然而，我们的中华民族毕竟还生存在一个群雄角逐的现代世界沙场。只有那些时刻警惕“神州沉沦”的中华儿女才能保证我们的民族永立世界先进民族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