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2月初，驱车前往珠海斗门镇，探望住在养老院的叔勤兄。左起荣德模夫妇、施玉平夫妇、叔勤兄和我。

2020年4月7日，收到老友姜叔勤兄女儿姜梦楚发来的讣文，告知她的父亲去世了。震惊之后，想起我和叔勤兄相识的一生，感慨万分。

叔勤兄毕业于华中工学院电机系，文革中分配到云南文山，文革后调到广西南宁，改革开放后，从众多的理工科大学生中脱颖而出，短短十多年间，被提到广西经委调研室任正处级处长，多次被派出国深造，同事间早就风闻迟早会成为广西经委的下一任副主任，然而也许是叔勤兄性格使然，生性难与官场相容，1990年主动请辞，挂冠下海，去了改革开放的前沿珠海，先后在数家外资公司任经理、副总经理等职。

叔勤兄夫人石惠文君，才貌双全，和他同年从华南工学院毕业，夫妻比翼双飞，同样在广西南宁事业有成，一个书香门第出身的理工科女大学生，竟然在九十年代被提到了南宁市统计局局长的位置，1995年因突发脑溢血，猝死在局长任上。

叔勤兄人生的最后二十五年是在珠海度过的，本来生活随着女儿梦楚在珠海的成家立业已渐趋安定，父女俩也正在从丧妻丧母的痛苦中走出来，然而不幸再次降临，2005年，他的双胞胎外孙女中的大宝，患上白血病，经过全家人近十年与病魔的抗争，似乎已经看到了治愈的曙光，2014年，就在这最关键的一年，大宝还是走了，这一次对于叔勤兄的打击，无疑是难以承受的，记得他在电话中告诉我大宝去世时，突然失声痛哭….

随后的几年里，他的身体也出了状况，他主动谈及患上帕金森症，后来又听说他因多年的风湿关节和腰椎病频发，行动愈来愈不便。然而即使健康情况如此，他一听说当年华工排球队的球友和在汉的老同学们聚会，还是兴致勃勃地从珠海乘高铁赶回武汉，请他的妹夫家适兄陪伴搀扶着，逐一去赴会……去年我去叔勤兄住的养老院看他后，他发来了一段他在养老院的春节晚会上，由他拉京胡伴奏院友演唱红灯记的视频，只见台上不服老的他，似乎又陶醉在了当年华工文艺宣传队的演出现场……

下面的内容由三个部分组成：1）我给梦楚的回信；2）我在叔勤兄网上纪念堂的留言；3）叔勤兄的两份遗稿，是去年我去他所在的养老院探望他之后，他发给我的两篇自传体的回忆录。

（一）给叔勤兄女儿梦楚的信

梦楚，惊悉你父亲仙逝，不胜悲伤。

叔勤兄是我童年的朋友和多年的老友，读初中时，两家的直线距离不到100公尺，上辈人也都互相认识，六年的中学同窗，大家朝夕相处，中学毕业后，说是各奔前程，却又因缘际会，几十年来，一直保持着联系，九十年代后期，他在珠海，我在广州，也一直在来往。

我可以说是老同学中，少有和你父母及你都相熟的人，你的父母和你，你们家两代人的婚姻我都是见证人。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之间的友谊也是我自己人生的一面镜子，如今他走了，让人叹息不已，遥想1971年，文革九一三事件后，我和他在汉口胜利街深夜空无一人的街上，彻夜长谈，从黎黄陂路到南京路，走N个来回，讨论时局，点评天下事……那谈笑风生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你的父母都是我们这一代人中的佼佼者，他们诚恳正直的为人、他们对于理想和事业的追求，他们在人生中的永不言败的那种乐观进取的精神，在当今这个浮躁社会里已经成了绝唱，或许也是许多今天年轻人眼中的负资产，但是作为你父母的老朋友，我还是想说，他们用他们努力的一生，证明了他们正是二十世纪中华文明最优秀的中华儿女，我常常是因为想到他们和他们的人生，才在心中告诉自己，中华文明的未来还有希望。

望你和你们全家节哀自重，生活还要向前，你是幸运的，因为你有如此优秀的父母的精神，会在你的人生路上与你相随。

（二）我在叔勤兄网上纪念馆上的留言

2019年春节期间在我去珠海斗门养老院探望叔勤兄后，他寄给我他过去历年中写的几篇回忆童年和学生时代生活的文章。

其中2010年的一篇回忆文章中，叔勤兄写道：“50年前，我们都是英雄少年，各人心中对未来都充满着各种遐想和憧憬。其后的50年，无论什么样的坎坷和艰难，我们都坚强地走过来了。我清楚地知道我们不可能再来一个50年，我不知道自己离人生这幅卷轴画的尽头还有多远。但我想，我们应该象过去一样，发扬自强不息的精神，坚强地走完余下的路……”

十年后的今天，他终于走到了他人生卷轴画的尽头。回顾他的一生，我发现他十年前自己写的这段话，只要把“50年前”和“50年后”，改成“50岁前”和“50岁后”，简直就是他一生的写照。

他在50岁前的人生，满载欢乐、幸福和希望，而50岁后的人生充满“坎坷和艰难”，人生最大的痛苦有三种，幼年丧母、中年丧偶，老年丧子，叔勤兄中年丧妻，老年丧孙，人生的三大痛苦，他摊上了两件。诚如叔勤兄大姐的悼文所说：“你的一生为人正直、厚道，乐于助人，热情待人，你对爱妻乖女关爱有加，你对亲朋好友和善热诚。这样的好人…反而遭到悲悯厄运，你忍痛送走两位亲人后，自己却落个不易治愈的疾病缠身……”，面对后半生命运多舛的人生，叔勤兄也真是如他十年前所宣示地那样，“自强不息“、“坚强地“，与命运抗争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世上的每一个人生都有自己的悲欢离合，世界上的每一种文明也都有指导自己子民安身立命的哲理，古往今来的每个人，也都是凭借着自己的文明传统，去追寻生命意义的真谛。

几千年来的中华文明向来是用家国情怀作为人生意义的答案；一千年前的张载以一句“富贵福泽，厚吾之生；贫贱忧戚，玉汝于成。”表述了中华文明传统的人生观；张载的“存，吾顺事；没，吾宁也”，就是对中华文明传统生死观最好的诠释，这里没有宗教信仰和上帝，没有深奥的西方存在主义理论，有的只是一种内在超越的精神境界。

叔勤兄的人生是幸运的，也是不幸的，然而也正是叔勤兄对待不幸人生的那种执着态度和二十五年逆境中的自强不息精神，显示出中华文明传统文化的力量。中华文明的传统人生价值观，是今天中国人最宝贵的文化遗产，叔勤兄正是这份遗产的守护人。

（三）姜叔勤兄遗稿之一：初中生活回忆

初中生活回忆（姜叔勤，2000年4月16日写于珠海，2008年11月18日重录订正）

1956—1959

1968年11月我和陈培玄在去云南上班的前几日，胡汉泉和朱隆胤通知我们初中同学聚会。这是我们（四）班同学毕业分手后的第一次大型聚会，人到的比较齐，特别难得的是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

近几年来，要感谢肖开元、陈荣生二位将多年失去联系的（四）班同学拢到一起，并且成功地组织了多次活动。这次我回汉能见到二十多位老同学，也要多亏他们二人的召集和联络。

聚会中，同学们除了谈自己初中毕业后多年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外，更多的话题是对初中生活的回忆。初中三年虽然短暂，但那是我们人生不可多得的一段美妙时光。当时的我们，还不谙人世，除了天真无邪外，行为中表现出更多的是顽皮、好奇、多动。我离开武汉已有三十余年，无论我走到那里，我都不曾忘记在故乡度过的青少年时代，不曾忘记儿时的伙伴和一批又一批的同学。当我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时候，我喜欢把往事翻出来想一想，有时会当故事讲。或许因为这个缘故，很多往事我在不经意中把它记了下来，平时无用，但今天写这篇文章真还派上了用场。

回忆初中生活，首先想起我们的老师，老师中最值得回忆的自然是前后两任班主任。第一位班主任刘行谦老师教语文，他有一种能够镇得住我们这群顽童的本事。无论是他略带黄陂口音的汉腔，还是漂亮飘逸的板书，都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可以说他有一定的人格魅力。他的课讲得生动、活泼、引人入胜，至今许多课堂的情节还历历在目。听他讲古典小说“群英会蒋干中计”，就象看戏听说书的，“……肃曰：‘两国交兵，不斩来使’。瑜曰：‘斩使以示威也！’……”听得我们如醉如痴。讲艾青的现代诗“春天了，龙华的桃花开了……”，他先用普通话朗读一遍，但声明这普通话是刚从她夫人那儿学来的，逗得我们各个个不亦乐乎。作为班主任，他对我们比较开明，坚持正面教育为主。当然，他偶尔也会对同学开涮，但那是一种以风趣的方式教育你认真学习，遵守纪律。有一次，张振汉躲在座位下玩小刀，刘老师看了多时还不见张收起来，于是冷不丁摸到张的面前将小刀收缴了。拿着小刀他借题发挥讲了一则故事。故事是说太平天国将领石达开有一次去剃头，剃头铺老板请他题副对子。石看了看剃头师傅手上的刀子，略作沉吟即口颂一联：“磨厉以须，问天下头颅几许；及锋而试，看老夫手段如何。”（注一）。从此，“磨厉以须”成了（四）班的流行语，语文课再也不不见有人玩刀子了。初一下的某天下午上语文课，时值夏季，天气很热，我们大多数人没有睡午觉的习惯，所以一坐下来，瞌睡虫便爬上来了，即使上语文课也有人打瞌睡。李远方当时有个习惯，虽不打瞌睡，但喜欢一支腿架到另一支腿上，头一歪，眼望窗外，一边听课，一边养神。刘老师见不少人打瞌睡，但他没有象有的老师那样，把你点起来站一下，而是拿眼望窗外养神的李远方开涮。他讲着讲着突然冒出一句：“李远方，你望着那遥远的地方，是想你的情人啊还是爱人啊？”自然引起一阵轰笑，打瞌睡的顿时清醒，李远方也不好意思地收回视线。刘老师只教了我们一年半，后来离开讲台好一段，等他重上讲台时，我们早已离开了二十中。

从初二上开始，物理老师黄国焰担任我们的班主任，直到把我们送毕业。黄老师因为年轻，当时还是单身，而且体育上有专长，如篮球他就是教工队的主力得分手，他的运球急停，双手中投相当准。足球据说也是中学时代的校队主力，还教过我们两招，如定点传球，因此大家多少对他有些崇拜。他接受我们班后颇能和同学打成一片。他家住后花楼，放学回家与我正好同路，有一阵我与他比较亲近，还同张慧麟等人到他家玩，有一次还帮他家做大扫除。当时他有一架手摇留声机，有一堆当时的新唱片，这对我们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所以时不时到他家去听唱片。唱片中我最喜欢的一张是印度电影“流浪者”插曲《拉兹之歌》，是用印度原文唱的，手风琴伴奏，歌曲开头那段手风琴的过门非常精彩，以至改革开放以后我还在不少音像店找过是否能买得到这张唱片，可惜没能找到。

黄老师的物理课应该说教得不错，对基本概念、物理量讲解得非常严格、准确。例如在讲加速度的单位时，他反复强调加速度的读法是“一个每秒每秒米”，而不允许乱读（按现行国际标准的读法有所不同）。这种严格要求，对我们后来高中继续学物理课很有帮助。上物理课偶尔也有搞笑的时候。有一次在讲大气压的概念时，课堂要演示马德堡半球（真空的空心球）拉不开的实验。他为了说明这一实验的正确性，特地叫了班上力气最大的同学上去拉，记得一个是李远方，另一个好象是周宏佑。结果叫人好笑的是，抽了三次真空，三次都被两个大力士给拉开了。最后，黄老师只好笑一笑地说：“如果不是真空抽得不够，就是两位的力气太大了。”

1958年大办钢铁时，黄老师与我们朝夕相处。炼铁最火热的时候，我们全班同学都把行李搬到学校打地铺，黄老师与我们睡在一起，他的地铺就在我的旁边。印象最深的是每晚睡觉时，他脱掉皮鞋，袜子总是破的，因为那时没有尼龙袜，也没人帮他上袜底。大炼钢铁中最脏最累的活是拉煤做煤球（或煤砖），这活让我们班和女生（十）班给摊上了，它与黄老师主动挑重担是分不开的。到最后学校大办钢铁总结表彰时，黄老师被评为全校的先进模范。同学中有贾武权被评为全校的先进，贾在煤球场一直干着最重的和煤工作，他当时个子已经很高，但和起煤来腰弯得很低，显然很吃力的，但他从不叫累。

作为班主任，黄老师与刘老师的风格不同，他对我们管的严一些。加上那些年政治运动不断，初中学生中也要经常开一些整歪风邪气，帮助“后进”的会，实则是变相整人。黄老师在布置这些批判会时的某些做法用今天的观点看是有些过，但同样用今天的观点看，那些做法都是历史所然，换一个人做班主任，恐怕也得围绕当时的中心工作转。他对我管的比一般同学更严一些，我从最初可以和他一起同路回家，边走边聊，发展到后来看见他就躲。现在想起来，主要是我太不懂事，不服他的管教。有一次，我被他留了一个中午不让回家吃饭，原因是我不肯戴红领巾，又死不认错，他只好出此下策给点厉害我看看。

黄老师在文艺方面并没有什么专长，但他在组织我们开展文娱活动或参见校文艺汇演时，却往往有些别出心裁的主意。我在初二继龚本骥之后担任班文娱委员，在执行他的文艺方针时因有不同看法，常常发生顶撞。他组织我们班第一次参见汇演的节目是大合唱，由我指挥兼教唱，但歌要由他选，一首《茶馆小调》，另一首是《木偶之歌》。前一首是头年校合唱团唱过的，也是余宗仪领唱，没有什么新意；后一首是男生表演唱歌曲，很难合唱好，结果演是演了，没有引起任何轰动效应。既然唱不行，那就改跳，先从少先队抓起。那年六一汇演，他让肖开元、王天骏、潘建民、沙济涛（可能还有其他的人）跳鄂尔多斯舞，由张振汉口琴伴奏，教舞是（十）班的女生茅思琪。上台时因为服装没借到，演员只好穿白衬衫，蓝长裤，打红领巾。长筒靴没有，临时由余重非向警卫战士借来几双反毛皮鞋，穿上去，咚得舞台蛮响的。演出过程中，潘建民咪笑咪笑的，一副调皮样；王天骏鼓着腮帮，满脸的不高兴。这次表演又没能得奖。

1958年夏季宣传总路线，各班要出节目，黄老师又想出新花草（“尽出花草”是李远方语，也曾在班上流行过），就是划采莲船。当时是余宗仪的艄公、周明浚的新姑娘，曹文扬的艄婆。后来说是要移风易俗，取消艄婆，改为双艄公，结果让我客串了一次艄公。周明浚本来就长得秀气，经过（六）班的女同学一番化妆，穿上花布褂子，着实象个漂亮的新姑娘，这可以说是当时（四）班的主要卖点。后来在大炼钢铁庆功会上，我们班的采莲船又在合作路文化俱乐部的舞台上划了一回。

黄老师大概是受到周明浚反串扮靓成功的启发，决定扩大反串扮靓的规模，走集体男扮女妆的路子，于是有了初三的“天鹅舞”，也就是余宗仪跳跨裙子的那一次。那次原定的演员阵营中有我和吴光锋。我虽为文娱委员，但死活都不肯跳，并慌称关节炎发了腿不能弯，最后黄老师只好让我协助廖民义设计道具。吴光锋大概是对教练有点不恭敬，最后黄老师吊销了他的练舞资格（不记得吴后来上了没有）。舞蹈教练是高一（一）班的张惠珍（即张慧麟的“假妹妹”）。伴奏是王天骏的钢琴，沈以智个子小，躲在纸糊的高炉里当效果。当天鹅们围着炉子跳呀跳，表示在大炼钢铁，最后跳出铁水了，沈就把烟火点燃从纸炉子顶上冒火星，表示出铁了。天鹅从大到小依次有邓庆元、段国三、龚本骥、王恩、张慧麟（不记得有没有李如安），最小的天鹅是余宗仪。余天鹅在做由沉睡状到苏醒状时，有一向后抬腿的动作，那知他腿刚一抬，由窗帘改制的纱裙便跨了下来，只剩下一条白色的短裤。全场一阵轰笑，连前排就坐的老师们都笑得眼泪流。到是负责舞台监督的张莲芳老师镇定，她看了看余宗仪的白短裤说：“冒得关系，就这样跳，就这样跳。”也亏余宗仪“幌子”大，坚持把舞跳完了，而且跳得不错。事后我问余宗仪（他与我同座）么样搞的，他说是听了（十）班一个女生的话，说是他的腰太粗了，要用细一点的带子把腰扎紧一点。结果，余将物理教研组唐老师晾在窗口的一对旧皮鞋带系上。因鞋带腐了，当腿一抬，肚子一挺，便把鞋带挣断了，闹出一场笑话。

我们的初中生活虽说不上五彩斑斓，但也有它的意趣 ，回忆一桩桩一件件往事，比看眼下的什么“花季”电视剧要有意思的多。“肖美人”被速配的逸事；“沙包”头上的包；‘“骆驼”的嗝味；“王大头”与“姜大头”头大的差异；李如安清唱《天仙配》的七仙女受到众多女生的青睐；鲁少俊喜欢哼谁也听不懂的京剧《霸王别姬》中的南梆子唱段；余重非被兰陵路炭园铺老板的儿子驼子把后脑壳打了个洞洞；俞礼堃从单杠上不小心摔下来疼得直喊“我的腰”后落了个“腰断”的绰号；吴光锋的搓功力压群芳，二十中乒乓球排名第三；邓庆元是二十中排球史上的元勋；李远方率众徒儿到黎黄陂路举担子，练块头；沈以智是（四）班与女生（十）班之间的专门信使，是（十）班最受欢迎的人；夏鑫焱地理课课堂提问答得滚瓜烂熟，就象游过桂林山水一样；钟家棣打珠子、来洋画是把好手；陈培玄踢键垛、跳八关技艺超群；夏季长江边上游泳，春天后头湖里钓鱼；星期天的儿童场电影，青少年宫挑土劳动；学习自觉性高的闷头擂功，贪玩的只有考试前临时抱抱佛脚……好玩啊，我们的初中生活！一去不复返了，我们的少年时光！

如今我们都已，或者说缓和一点，即将步入老年。我们中不少人都升格为爷爷辈的人了。从年龄上说，我们是老了，但我们的心态不能老。记得曹文扬有一次看星期天早场电影时，在中南剧场门口和刘老师开玩笑说：“刘老师，这是儿童场，你怎么来看呢？”刘老师不假思索地答道：“那我就是老儿童。”我想我愿意当个老儿童，少一些世故，多一点天真。当然，要真正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让我们这些少年时代的朋友，互相勉励，互相帮助，潇洒地走完我们的人生旅途。我们怀旧，但不守旧。我们回忆过去，但更看重未来。这或许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初衷，就此打住。

注一：经肖开元的父亲查阅《楹联续话》（清代梁章钜辑）考证，此联为清末某狂士作。

（四）姜叔勤兄遗稿之二：高中生活回忆

（为理科班50周年纪念征文而作，59级高中一班 姜叔勤，2008年11月11—16日 于珠海）

回想起来，我们的高中生活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年，但在我们人生漫长的卷轴画中，却是笔墨厚重而又绚丽多彩的一章。如果我的三年高中不是现在这样渡过的，我又会是什么样子呢，我又会走什么样的人生路呢？在对过去的记忆渐渐淡去，对未来的生活没有更多憧憬的时候，我有时会自问这不可能有答案的问题。我设想了诸多“如果”，但生活没那么多“如果”，有的只是现实，不论它是幸运，还是残酷。

我常常庆幸自己能有机会进入武汉二中继续高中学业，二中的三年为我日后接受系统的全日制高等教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我同样庆幸，能遇上一大批优秀杰出的老师，他们传授给我的知识，使我受用终生；他们的无私和善良，是我一生效仿的楷模。我还要庆幸的是，我碰到了一群很好的同学，我们组成了一个令人无比留念的班集体——高一（一）班、高二（一）班直到高三（一）班。“一班”成为我们心中的一个结，一个终生难以忘却的心结。

我的两位家兄，都受教于武汉二中。从孩童时期起，我常常从兄长们对二中的讲述中，了解到我们居住的城市有这么一所名校。“要读书，进二中”，这在今天看来近乎广告词的话语，却是我童年的追求和向往。记忆中，我有好几次在家兄的带领下，步行近一个小时到武汉二中游玩。我看到了在小学不可能看到的大的操场和体育设施——独木桥、浪桥、秋千和据说是供飞行员锻炼的虎伏大滚轮，甚至还有防空洞和游泳池。有一次，长兄带我在二中的校园游览时，捕获了一只飞蛾，随即带到老师处请教。老师讲的什么我听不懂，所以也没记住。记得的只是他从玻璃柜里取出一个蜡盘，用大头针将飞蛾钉牢，又取出剪子、镊子之类的解剖刀具。然后边解剖，边讲解。这解剖飞蛾的场景让我记了一辈子。从兄长们的讲述中，还知道不少二中的名人，如田径运动员殷正德，曾经是武汉市某届中学生运动会的百米冠军；谁谁谁又是武汉市中学数学竞赛第一名。在我看来，二中是人才辈出的胜地，对我具有极大的诱惑力。上初中时，我就想投考二中，可惜新的教育制度实行学生就近入学制，结果只能到离家步行5分钟距离的二十中上学。

1959年秋天，我考上了二中，终于如愿以赏。报到后知道分在名为“理科班”的一班。一班的同学都是来自江岸区各中学的初中生。我和余重非、邹平山、肖开元、高万振、陶学炜、肖克武、李志奎、闵嘉庆等人是二十中来的，来自八中的有顾肇中、康永立、韩桂林等人，三十中的有李家沛、程懋荣、戴宗钰等。至于来自十三中、二十一中、四十一中或铁中的我就分不大清了。虽然有众多来自同一所学校的初中同学为伴，但要适应高中的学习环境，熟悉理科班的一帮新同学，还需要有个过程。我自己感觉，我真正溶入到一班这个集体，心中常装着这个集体，是进校一年多以后的事。

对理科班，我开初以为可能是学校领导挑一些中考理科成绩相对好一点的学生，组成一个班，以便搞点什么教学改革。理科班究竟与其他班有些什么不同？回想起来，在课程设置上，除了高一时可以不上历史、地理、生物等副课外，主课的学习安排与其他班好象没什么差别。学校也并未增设如后来的奥数班一类的学习科目，记忆中也想不起曾经举行过什么数学物理大竞赛。另外，作为文科的语文和外语，没有丝毫轻松的感觉，其重要性一点也不逊于数理化。所以至今我仍搞不清理科班的教学特点究竟是什么。有一点倒是与普通班不同，高一（上）时我们增开了机械加工实践课。学习地点在校附属工厂，教师是物理老师杨植霖，学习内容是钳工的一般知识，考试题目是加工制作一个内卡钳，一个学期就结束了。

现在想来，当初理科班的课程设置未必就象文革后中学的文理分科那样泾渭分明，但在挑选成员时应该是注意到学生的初中基础和考试成绩，挑的应该是些可教之才。我进高中的第一感觉是，一班的学习气氛真浓啊！教室正上方除了悬挂着伟大领袖的挂象外，还张贴着“为祖国而学习”六个端端正正的大字。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这是康永立布置的，大字是语文老师赵君奇的手笔。这六个大字，每换一个教室会重新布置一次，它一直陪伴我们一班同学整整三年。上课时，从不见有什么人讲小话，开小差。下午的自习课，同学们个个都在埋头读书，看起来各顾各，实际上是坚持独立思考。考试从未听说过有作弊或抄袭的事。这与初中时我所经历的真有天渊之别。当时的感觉是，这高中就是不同，也可能是理科班特别不同，同学们的学习自觉性真高。记得顾肇中当时是班上的考勤员，他有一次对我说道：“功课不做完就去玩，心里会不安的。”当时我听了，只有惭愧的份，在学习自觉性方面，我自愧不如。

高一的时候正处在大跃进的火热年代，比学赶帮、力争上游这些时令的口号天天在讲。同学们把考高分、争第一当成是大跃进的具体表现形式。当时在班上，好象没有要批判什么白专道路，只专不红之说。班上的团员、干部的学习成绩都很不错。现在想起，在当时那种政治气候下能坚持以学习为重、成绩第一，实属不易。当然，同学们当时的思想行为免不了会打上大跃进时代的印记。记得有位同学为了表示自己要力争上游，把学习成绩搞上去的急切心情，写大字报张贴在教室，声称本人决不能沉默，“不在沉默中灭亡就在沉默中爆发”，引用了鲁迅的哪篇文章中的话语。教导主任黄德新看见这张大字报并未肯定该同学的激情和雄心，反而把“爆发”念成了“爆炸”，弄得满堂哄笑。高一（上）的时候，教室后面的墙上有一张成绩排行榜。这排行榜将所有同学期中、期末考试的成绩一一登上，还排单科第一、总成绩第一。我不记得当时各单科的状元是谁，总成绩第一又是谁，反正不是我。而且我的两门主课，代数和物理期末考试考得相当差，是不及格还是刚刚及格。而且我有些甘居中游，甚至下游。究其原因，是太贪玩，不用心。

高一时的另一个特点是劳动多。“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我国的教育方针，学生自1958年开始参加经常性的生产劳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进校后，我们首先是到附属工厂劳动一段时间（好象不到一个月），我被分配到车工组开车床。学校有一台老式的皮带车床，另外有两台新式车床，C615和C620各一台。教我们的是四级车工王师傅。我的有关工厂、机器、量具、金属材料等启蒙知识，都得益于王师傅的传授，他讲的很多东西在我后来的工厂生涯中都还用得上，真真地感谢他了！另外，就是种菜。学校的农业生产基地菜地在汉口新华路老的华昌跑马场后边，每次去劳动要走很远一段路。记得有一次与李家沛、余重非等人拉一车砖，约五、六百块，要拉到菜地，着实把我们累惨了。其实，我并不知道我们的菜地究竟有多少产量，也未见到过自己的劳动成果，更谈不上有什么丰收的喜悦，只感到这是一桩自己不喜欢干而又不得不干的事。

有些劳动我没有参加，如高一（上）某周末的打猪草，也就是韩桂林写那篇引起轰动的“劳动纪实”的那一次。在他的作文中，用了极其夸张的拟人法描述当时我们的劳动心情，哪知这种写法非但没有得到语文老师的肯定，反而被当成写作中“做文章”的典型被点评，因为在他的文章中有“亲爱的猪啊，我为你打猪草，你可得长肉”一类的感慨。高一（下）时，学校组织大批学生到沌口劳动，我没能去是因为我作为校排球队的成员要参加比赛。大家去了有两周，回来述说劳动中的最大感受是天天吃牛皮菜，可见生活之艰苦。

1960年夏放暑假前到黄陂县滠口镇的劳动我到是去了，时间大约是半个月，住在二中农业基地的协作单位滠口中学里。劳动主要是喂猪和种菜，我被分配在喂猪组，在一起的有姚仁俊。劳动中没有什么值得兴奋的事情好讲，记得的反而是些不关紧要的琐事。一则，我和隔壁猪棚的老太婆吵了一大架，起因是她打了我们的猪，而且不止一次，我实在呕不过就对着那老太婆吼起来了，而且骂了很多难听的话。她好象是说我们的猪没关好，吃了他们家的菜。后来是我们的带队韩桂林把我扯开的。事后我并没有觉得难为情，觉得吵吵还很爽。二则，我们住的宿舍是个大通间，我们二中的同学住一头，另一头是滠口中学的学生。他们在宿舍里常举行一种赌吃馒头的比赛，谁输了谁就要赔所下赌注双倍的馒头。馒头都是学生从家中带来的。黑黑的冷馒头，真不知参赛者怎么一次可以吃下去十个以上。三则，我们看见有一男子到学校的池塘里打猪食睡浮莲，学校一个管事上前阻拦，并威胁之如若不走，将收掉打猪食的家伙。哪知那一男子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姿态，曰：“我是后勤的，谁个敢收，谁个敢收！”学校的管事一听他说是后勤的，连忙赔小心说道：“你家远处去发财，我们不敢收。你说你是后勤的，我就软了啥。”我们从来没见过什么小民在权势面前折腰的事，这大概是所见的第一桩。后来我同姚仁俊分析，那一男子可能是武汉部队驻当地某一仓库雇来养猪的农民工，但此等身份便如此霸道，这是我们做中学生的所不能理解的。

高中的劳动高潮到1960年的秋冬便渐渐冷了下去，原因是中央正式向全国人民发布过紧日子的号召，大家营养不良，学生更应节省体力。瓜菜带，大半饱，干稀搭配，这些叫今天的年轻人完全不知所云的专有名词，却是当年我们高中物质生活的写照。我们当时的平均年龄不过十五六岁，正是吃长饭的年纪，要说不饿、不欠吃肉打牙祭，那是假话。但在那最困难的日子里，我们一班同学无论家境好的，还是生活困难的，都没有消极和沉沦。我也在学校食堂搭过伙，体验过那一小格餐卷一钵饭的滋味。但我们更多的注意力和兴趣是放在学习各种知识、丰富自己的头脑上。我们可以饿着肚子步行到武汉展览馆参观书画和摄影展览；我们可以在没什么营养补充的情况下，远足东湖风景区去游泳；我们到交通路的旧书摊上去淘宝；我们可以把有限的零花钱省下来买一本外文小册子。总之，我们可以清谈一切我们感兴趣的东西，惟独不去惦记饭钵中的四两米。我们苦读书，我们穷开心，但我们的精神得到了满足，多年来我对我们一班同学在物质性艰苦面前的清高感到无比自豪。

就在这年冬天，班团支部发动全班同学筹办了一次《发扬革命传统，树立艰苦奋斗精神》的展览。大家写的写、画的画，将三楼的阅览室和二楼的教师俱乐部布置得满满的。罗运银特地从家中找来几件破旧的棉衣，作为旧社会劳动人民苦难的见证，并且亲自讲解，进行回忆对比。展览的解说词，除了朗诵，还有快板书、小合唱等形式。总之，全班能调动的都调动起来了，能使上的招数都使上了。筹备好后，由学校出面，组织全校各班来参观，历时近一个月。这次展览办得是成功的，暂不论咱的水平有多高，作为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和形势教育，是有积极意义的。一位低年级的学生会女干部看过后，在留言簿里写到：“展览的成功证明了你们班集体的力量。”通过办展览，我确实感受到一班这个班集体的凝聚力。可以说打这以后，我开始真正溶入到一班这个班集体之中，心中常装着这个班集体了。

武汉二中有着悠久的体育传统，每年的春秋两季田径运动会是少不了的。早晨的晨练，下午的课外活动，操场总是人头攒动，热闹非常。不记得高一时候我们班田径运动会上得过年级总分第几。记忆中一班的短跑选手有汪长春，闵嘉庆也好象跑得比较快，余重非是后来居上的。我的田径成绩很差，跑不快，跳不高，没参加什么比赛项目。但是被李植华老师叫去做裁判——发令，一起发令的还有钟声正。结果我们发令时，高年级的运动员不是抢跑就是怪发令员不会发令，弄得我们不知如何是好。其实，不是会不会发令的问题，而是你小小年纪，跑来做老大哥们的裁判，不够格！回想起来这也算是人生的一场经历，挺有趣的。

进入高二（上），学生会掀起了一场攀登珠穆朗玛峰的体育热潮。说起来滑稽，不知是谁出的主意，用深蹲起的次数来象征攀登高度，即每深蹲一次算是登高一米，要上珠峰得爬8800多米，实则就要深蹲8800多次。这真象体工队的专业体能训练，体力消耗非常之大，不要说一次攀百米千米，蹲个十来下早晨的二两稀饭就不见了，常常蹲下去再起来时，两眼会冒金星。更叫人感到滑稽的是：头一天，学生会副主席王四一还在喇叭里大声疾呼，看谁最先登上珠峰峰顶；第二天，副校长张云鹂就传达了中央关于过紧日子的通知。学校课程要减少，体育课可以不上，本学期不考试等等举措一应出台，自然这折腾人的攀登珠峰活动也就不宣而散，自动终止了。这一学期的田径运动会没有召开，实际上一直到1962年夏我们毕业，学校再也没有举行过田径运动会。

蓝排球比赛在二中也很盛行。我们班高一时在全校的球类比赛中好象没拿过名次。我本人到是被李老师相中进了校排球队，余重非、姚仁俊也是校排球队的成员。到高二时期，我们班的兰排球水平有了长足的进步。高二上是瓜菜带时期，停止一切比赛。高二下的比赛中，我们因场上配合不好，将排球冠军的宝座输给了低班，到是蓝球发挥不错，争得了冠军。高三以后忙于学习，也就没心思在比赛中争个什么。一班同学中，喜欢运动的人不少，但真有专长可以到达专业运动员水平的没有一个。从高一到毕业，我们班没有为各级体育专业队输送过任何人才。

高一时我们班的文娱活动开展的并不生动。进入高二，我受大家的抬举当上了班文娱委员。我比较喜欢音乐和歌曲，不喜欢跳舞。上任不久，正碰上学生会提倡跳集体舞，我对此项活动是抵触的，在组织大家参加方面很不积极。其实当时学校的风气整体上比较保守，这集体舞风也就没能掀起来。高二以前，我们班参加学校文艺汇演时可以出的节目就是夏建章的快板书。他是自编、自排和自演。进入大学后，他是华工戏剧队的台柱子，自然此是后话。真正由我参与策划和组织排练的节目是高二（下）的一次学习洪湖赤卫队英雄汇报演出。我是编词、谱曲、教唱、排练兼指挥，一条龙操办。记得是某日下午，把差不多全班人马都拖上了舞台吼唱了一通，也没什么得不得奖的，让大家留下了一段记忆和闲谈的话题。对那次演出于尚斌事后来还评论道：“姜叔勤真是的，还搞了些沔阳调。”去年十月，在一班同学聚会时，大家还谈起“韩英啊牛闯，光辉的榜样”，算是对那段日子真切的回忆。

我们班真正在学校起到轰动效应的演出节目是高三临近毕业前夕的活报剧。此剧的原创应首推李家沛和程懋荣，后来决定演了，我和康永立参加了剧本的修订。导演其实是大家在凑，谁的点子好就采用谁的。这次又是一次全班总动员，它的成功的演出再次向二中的上上下下显示了高三（一）班班级体的力量。值得一书的是朱光坤，他本不会演戏，为了演好1号人物美国总统肯尼迪，下了不少工夫，他真的是把那次演出当回事来干的。有趣的是，事隔40年，陶学炜居然还可以背诵该剧的不少台词，我早已忘到九霄云外了，康永立说他也一句都不记得。当时剧本的手写稿留在我处。高中毕业后的某一日，六班的同学汪克俭找到我家，称他们学校（市银行学校）想排此剧，前来找剧本。我很大方地给了他。就算不给他，这剧本也保存不到今天，因为这类东西在政治上首先过不了文革那一关。

说到政治和思想领域，一班的政治空气应该是蛮浓的，同学们要求进步，争取加入共青团组织，是主流意识。我因为家庭出身问题，从初中起便把自己归于落后群体，对政治前途没有过高的要求，只求不挨整就行了。我当时认为，根红苗壮的青年，理所当然的要做革命的接班人；政治背景不好的人，能够给你个上学的机会就不错了。因此刚进高中时，我对团员总是保持一定的距离。当支部书记在全班同学面前宣布，要求进步的同学可以申请加入团章学习小组时，我并不为之所动。一直到高二（下），才在众人的帮助下，加入了这个进步青年的外围组织。也是高二（下）的某一天下午，我们刚从操场回来，汗还没有擦干，便开始了团章小组的活动。那天有位出身不好的同学现身说法，谈了很多要与家庭划清界限，争取进步的决心，言语中表达了自己对剥削阶级家庭的强烈愤慨。没想到他引出与家庭划清界限的这个话题后，除他讲外，没人接话。于是他和主持会议的团干部急了，说了很多启发性的话，动员大家有什么话都应该讲出来。这有点类似我多年后到农村稿四清运动时发动群众，要农民打消顾虑揭发干部的四不清一样。两者发动的对象不同，希望得到的信息也不同，但使用的方法却很相似。当时，我刚刚参加团章学习小组，还没写过思想汇报，更没有曝露过思想。在再三动员的形势下，我觉得该轮到我讲点什么了。后来我讲了大约一个小时，无外是交代家庭的剥削背景，父亲的发家史，如何又当上了右派分子，少不了的要表示划清界限等等。会后，肖开元说家里的事你怎么晓得这清楚？

进入高三，由于潜意识中有一种可能再也读不成书的想法，我变得用心起来，随着学习成绩的上升，各方面的表现也跟着焕然一新。老师的评语充分肯定了我的进步，提了一大堆希望。中国的鉴定文学的艺术性在于，明明是缺点，并不明说，而是写成是希望，听起来要中听多了。我是带着老师和团组织的诸多希望告别我的高中生涯的。毕业前我写过两份很长的思想汇报，算是对我高中时代思想演变过程的梳理。邹平山有一次对我说，你看样子要入团了，我说不会的，因为我没有写过入团申请书。

从1959年到1962年，中国经济在经过了大跃进的冲击后，跌入了低谷。与此相伴的政治环境，由紧张激烈变得相对宽松。至于后来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则是另一个话题。客观地讲，我高中三年在政治上是幸运的，这既得益于当时的大气候，更要感谢班主任李淑兰老师，当然也要感谢帮助过我的所有同学，不管当时是共青团员还是一般群众。从1958年夏天起，在中学生中开展了对坏人坏事的批斗。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政治运动，虽然不及后来文化大革命那么汹涌澎湃，但给人们造成的恐慌却是相似的，因为说不清哪一天你就成为被批斗的靶子。记得初中三年级时，我们一边在大炼钢铁，一边就开起对某位表现不好的同学的批斗会，这印象太深了。幸运的是，在一班的三年，真还没碰上这样的事，班上没开过什么批斗会，找个靶子来整一整。当然这不等于说，一班没有思想斗争。我亲眼看见顾肇中当着同学的面严厉批评另一位团干，因为那位团干在同学中散布了一些对形势不满意的牢骚。顾当时是校团委的成员，他的这种铁面无私的原则性令我叹服。

我除了要感谢班主任李老师外，还要感谢所有教过我的恩师，是他们无私的传授，才使我打好了继续深造的文化基础。从教导主任兼我们的英语老师黄德新数起，有语文老师赵君奇，英语老师张和卿，数学老师谢华松、朱肇昌、魏环初和马万相，物理老师陈英、方志和杨植霖，化学老师熊梦和李定申。历史老师是朱校长，生物老师是多年离开讲堂后重操教鞭的王昌麒，体育老师是老资格体育人李植华。他们中的很多人早已驾鹤西去，但他们当年的音容笑貌却长久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多年来，我常会回忆起他们讲课时的飞逸神采，闲谈时的疏放不拘。记得英语张老师有一天不知怎么想起要鼓励鼓励我们努力学好英语，说道：“你们要好好学习英语，等有一天解放美国了，英语不就大有用场了。”当时我们简直觉得这老者在说天方夜潭，学英语何以谈得上去解放美国。但二十五年之后，我还真的到美国去了，自然不是去解放，而是去学习，英语也就大有用场了。再回过头去想张老师的话，也许当年他讲的不准确，他要表达的意思其实是说，是知识就要好好学习、掌握，总有一天机会来了，就会派上用场的。高考发榜后的一天，汤妙海约我们几个考上武大、华工的同学，到赵老师处辞行，并聆听教诲。赵老师说的很直白，他要我们到大学里一门心思好好学习，别让旁的事分心。当时不大听得明白此话的含义，直到我将要离开大学走向社会时，才体会到赵老师的叮咛何等重要，但却又很难做到。

我们武汉二中62届高三（一）班在高考报名时只有27名同学，但三年前进入59级高一（一）班的新生有将近50名。这中间有些同学在进校不久就陆续转学或转班，原因大概是不适应理科班的学习节奏。升高二时有个别同学降了班，主要是基础太差，跟不上。高二结束时，正赶上国家在城市征兵，一班同学响应号召，余重非、肖开元、吴其贵等人参了军。他们的离去，使一班本来就不多的人数又少了一截。高三（上）开学时，为了平衡人数，从二班转了四名同学来。其中最有特点是胡乾山，写作文可以一次写一本，象写小说似的。高三临毕业时，又赶上城市征兵，一班以朱光坤、高万振、顾肇中为首的又走了一批。高一流失的同学因为走的早，同学间的情分较浅，走了也就走了。61、62年先后当兵的两批人，特别使我们这些留下来的人挂心。无论是在二中未毕业前，还是离开二中后，我们都不曾忘记他们，总想打听他们的消息。这种感情是强烈而真挚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都是一班的一员。我们曾经一起学习，一起劳动。打球、比赛、唱歌、演戏。横渡长江，远足东湖。说我们是情同兄弟，亲如手足一点都不过。

1968年两批当兵的同学复员回到故乡时，我们中的一些人，又受命运的驱使，奔向四面八方。2007年我们在母校重逢时，便都成了年过六旬的老人。过去的几十年，我们一班的几十位同学分得很散，职业也是不尽相同。虽然我们联系不算紧密，彼此没太多的照应，但大家都在各自的岗位上，辛辛苦苦、忙忙碌碌，努力地耕耘着。50年过去了，我们绝大多数都健在，而且我们心中都装着一班这个心结。去年重聚首交谈时，大家除了感慨万千、各述经历外，都一致肯定了在一班的高中三年对我们的熏陶。一班首先是给了我们扎实学习积累知识的机会，为我们日后的发展打了个好的基础。更重要的是一班教会我们做人的基本道理，那就是要自强不息。从一班出去的人，就没有被生活压倒的，为什么？就因为我们知道人就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才能立足社会。自强不息，是我们一班同学的特性。同学中，经历最坎坷的要数当了11年“牧马人”的于尚斌，真想象不出那些日子他是怎样熬过来的，可以说，他是一班自强不息的楷模！

转眼间，50年就要过去了。50年前，我们都是英雄少年，各人心中对未来都充满着各种遐想和憧憬。其后的50年，无论什么样的坎坷和艰难，我们都坚强地走过来了。我清楚地知道我们不可能再来一个50年，我不知道自己离人生这幅卷轴画的尽头还有多远。但我想，我们应该象过去一样，发扬一班同学自强不息的精神，坚强地走完余下的路。好事情一定多着呢，可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