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随父亲王秉忱到杭大新村祖父家作客。后排德梦铁、王琎，前排左起王宇平（堂弟）、王宪聆（堂妹）、王天鹏（弟弟）、王天骏（本文作者）。

一九六六年的夏天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了，但“文化革命”的一幕幕，依然历历在目。父亲在六月里就从总建筑师的位置上停职劳动。母亲是所谓的“历史反革命”，八月的“红色风暴”一起，她马上成为街道里的第一批“牛鬼蛇神”。花白的头发被红卫兵剪光，一连几个星期都遭革命群众游街批斗。家中从家具、存款到自行车、收音机等几乎所有财物，也都在一队队“革命”少男少女们的连日轮番的“革命行动”中，荡然无存。楼上的周伯母本来无事，只因一句批评红卫兵施暴的话，被附近一群中学生红卫兵抓到学校活活打死。我当时是武汉机电工人学校的一名半工半读学生，虽然涉世未深，但也直觉大难临头。遵照学校工作组的指示，我和所有出身不好的同学一连几个星期都没有回家，天天都在战战兢兢地等待随时会降临的灭顶之灾。

夏去秋来，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并没有落下。一场以红卫兵的“抄家、破四旧”为主要特征的运动慢慢转化为“革命小将”的全国“大串连”。作为一名黑五类的子女，我本来是没有资格外出串联的，只是由于我所在的学校是由工厂代管，而工厂主管们的政治嗅觉远没有上层建筑里的那些“政治动物”敏感和善变，因而我和班上那些出身不好的同学也才有幸混进了大串连的洪流。我们一行十个人在两个红五类出身、有红卫兵袖章的同学的带领下，从汉口火车站挤上了京广线南下的火车，在株洲转车，在南昌呆了两天。随后又搭上火车，来到了杭州。

一到杭州，大家都忙着计划去西湖，而我是另有打算。不久前，从叔叔的来信得知祖父家被抄了，工资也停发了。离开武汉前，母亲再三嘱咐我，到杭州，一定要去看看祖父。我避开了众人，只把我的去向告诉了一个与我要好的同学，第二天一早，就乘公共汽车去了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的校园里人山人海，没费多少时间我就找到了机械系大楼。叔叔王启东 是这个系的系主任，由于不知道他被冲击的程度，我没有去找他，只是在校园里的大字报栏前转来转去。很快我就感觉到他还不是机械系冲击的对象。可正当我在为他庆幸时，一张贴在十分显眼位置的大字报映入眼来：“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王启东要彻底交待自己和老婆的一切反动罪行！”看到这里，我知道今天我是不能去找叔叔了。我一分钟也没有多留，转身出了浙江大学的大门，直奔杭州大学而去。

比起浙江大学，杭州大学的校园要小得多，政治运动的气氛也没有浙江大学火爆。我依旧在校园的大字报栏前转悠。一遍走下来，我没有看到针对祖父王琎的大字报，只有一张矛头指向系领导的大字报提到祖父的名字，称学校重用“化学界的祖师爷王琎”云云。看到这里，我松了一口气，心想，“祖父看来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罪名”，接着就开始去找杭州大学的宿舍区了。

我上一次到杭州大学还是1961年的寒假，当时父亲带着我和弟弟从上海来看过祖父。虽说就呆了两天，但我相信我还记得祖父的家。然而我找到了祖父家所在的小区，但却怎么也找不到祖父家那带篱笆的小花园。我知道在杭州大学，只要我开口，一定会找到人告诉我王琎的家，但我坚持谁也不问。早就是惊弓之鸟的我，深知我的任何一个不慎，都可能给我的家人铸下大祸。就这样，我盲目地转了大半个小时。慢慢地，我意识到，如果我再不问人，我是不大可能找到祖父的家了。问路还是不问，开始在脑子里斗争。我又想，也许人类那乐于助人的本性一时还不会被无情的革命原则所完全取代吧？我决定再相信一次。我打量起过路的人，不一会，走过一位教师模样又貌似善良的中年妇女。我走上前去，问她是否知道王琎的家。果然，我的判断没有错，她既没有问我是什么人，也没有盘问我为什么要找王琎，十分热情地就把我带到了祖父家的门口。

祖父住的是一栋小楼的底层，为我开门的是他家的中年保姆。听说我找王琎，就把我让到了房里。其实进门就是客厅，我一眼就看见了祖父，祖父那瘦瘦的身材和特有的山羊胡子与五年前没有太大的变化，气色和精神比我来之前想象的要好。房里一共三人，祖父、继奶奶德梦铁和保姆。看到桌上的饭菜，我才意识到已是中午吃饭的时候了。看来他们的中饭已快吃完，吃的是西餐，桌上摆的是面包、牛油和汤。祖父从饭桌边站了起来，听说我还没有吃饭，就让保姆为我下面。我也在饭桌旁坐了下来。这是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面积不会超过六十平方。厅的另外两面墙开有三扇门，分别通向三个小房间。客厅铺着油漆地板，明媚的阳光从窗子里洒进来，把屋子映得很亮。在工厂里呆久了，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如此温馨的房间了。如果不是事先知道这里曾被抄过家，还真以为到了一个世外桃源。见到亲人，大家都很兴奋。一来我是不速之客，二来是在这样一个非常时期。我注意到继奶奶德梦铁一直微笑着注视我，然后用英文和祖父说了句什么。从她的神情和我有限的英语，我猜她是说，这孩子长得很漂亮。德梦铁下午还要到系里去开会，吃过饭就匆匆走了。

等我吃完面，房间里就剩下我和祖父两人。我转达了父母的问候，也简单谈了我们家的情况。我说父亲已停职劳动，但工资还没有停。又说，母亲听说祖父的工资停了，问祖父生活上有没有困难。祖父说，钱他不需要，他的存款已发还，工资也已解冻。他又解释说，红卫兵来扫四旧时，开始没打算抄家，来后临时改变了主意，于是就抄家了。以后“上面”说王琎教授是保护对象，红卫兵就把抄去的大部分东西发还了。不过红卫兵认为祖父的书都是“封、资、修”，因而那放满中外专业书籍和《二十四史》的书房还贴着封条。我提起上午找他寓所的经过，祖父叹息地回答，你奶奶喜欢养猫和种花，红卫兵和附近的一些中学生说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开始是把几只猫弄死了，以后又来把花扯掉，最后就把竹篱小花园给拆了。

从篱笆和花谈起，我告诉祖父几个月来我所看到的各地的种种混乱景象。事实上，目睹身边发生的一切，我也常常在想，“我们的社会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当时对我唯一有说服力的，是不久前读到的一句毛主席语录，“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这句话的逻辑是，今天的“大乱”，是为了明天的“大治”，因此不要怕乱。据说这是引用古人的一句话。话到这里，我就把这句似懂非懂的“至理名言”说给祖父听。祖父听后，笑了笑，却并没有如我希望的引经据典地加以解释。谈话停住了，屋里静了片刻。祖父突然转移了话题，他问，天骏，你读过《三国演义》吗？我回答说读过，他又问，你记得《三国演义》中的某某吗？我说，知道。他于是讲起某某的故事。他讲的详细又生动。事隔多年，我早已记不起故事中的主人翁了，但仍然记得当时我曾为他对《三国演义》故事的熟悉所惊叹。他讲完一段，又开始了另一段，讲完两段故事后，他对我说，《三国演义》是一部了不起的小说，一定要多读，常常读。几十年来，对这段话我一直记忆深刻，因为过去从来没有人这样对我说过《三国演义》。要知道，就在窗外的那个世界，我们每天灌输的可是《老三篇》要天天读啊。

因为我从武汉来，他说起武汉他还有几个老朋友，一个是曾昭抡 ，一个是查谦 。这两人都是武汉市的名人，我正好都知道。曾昭抡做过高教部的副部长，五七年打成右派后，被调到武汉大学当化学教授。我告诉祖父, 曾昭抡被斗得很厉害，听说已自杀 。我又告诉祖父，作为华中工学院的院长，查谦在院里的大会上也已斗了好多次。得知查谦是祖父的老朋友，我第一个念头就是，我和弟弟都因政治条件的影响上不了大学，而祖父却从未提过他有一位老朋友在武汉当大学校长。谈完了他的这两位朋友，他又提到他有一位湖北籍的老友张子高。张子高是他留美的同班同学，也是化学教授，当时是清华大学的副校长。这对我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只是诧异怎么祖父的朋友都是大学校长。

我突然想起了一直想问祖父的一个问题。“爷爷，”我问，“毛主席是否真请你吃过饭？”祖父回答，“吃过饭是事实，但不是专门请的。当时政协请客，我们那一桌有八个人，我正好坐在毛主席和周恩来的中间。”我意犹未尽，又问，“那肯定是特意安排的吧？”祖父摇摇头说，“我看不是，只不过是碰巧而已。”我请祖父谈谈当时吃饭的情景，他说，“吃饭前毛主席简单问了几句，没深谈，”接着又说，“毛主席烟抽得厉害，一支接一支。周恩来很能喝酒。”又说，“毛主席的前额饱满，看上去精力充沛。”

我注意到饭桌旁的墙上有一张白纸黑字的毛主席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也看得出是祖父的笔迹。他看见我在看语录，就笑着说，“来的红卫兵批评我家里没有毛主席语录，我就自己写了两张，手没有力气，写歪了。”那行字是歪了，从左向上斜，起码歪了二三十度。

我提起父亲母亲都担心祖父的处境。他解嘲地说，抄家后，周围的人都以为这家人政治上完了，没想到后来我又收到国庆观礼的通知，现在大家又开始另眼相看了。又说，“观礼那天，我去站了几分钟，站不动了，就回了家。”我向祖父询问了叔叔家的情况，得知叔叔家虽然因为婶婶娘家的地主家庭成分也被抄过家，但他有时还能来看看祖父。 我告诉祖父早上我在浙江大学看到的大字报。我问祖父，叔叔家我要不要去？他想了想，说，这个时候还是不去为好。一转眼，我和祖父聊了两个多小时。我想起祖父是近八十的人了，不安地说，“爷爷中午要休息，我走了。”祖父说，我没关系。一再表示挽留。后来看我执意要走，又说，要不，你就在客厅里休息一会吧。我仍坚持要走，于是和祖父握手告别，走出了他的家。

出了祖父的家门，我又融入了熙熙攘攘的人群。校园大字报的海洋里千头攒动，两旁的教室传来阵阵 “语录歌”的歌声，高音喇叭中播音员的声音慷慨激昂，仿佛感觉到空气中也带有一种正气和威严。不知为什么，我对眼前的一切突然没有了来时的那种激情和兴趣。出了杭州大学的大门，我盲目地向前走。走着，走着，远处的一座山吸引了我的注意。我平时就对山有一种天生的偏爱，此时就更无犹豫，马上直奔山脚而去。山不算高，不一会，我就爬到了山顶，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到达山顶的那一刻：我的眼前突然开阔，前方是一望无垠的天际，脚下是一片波澜不惊的大湖。那天的天气很好，蓝蓝的天空飘着几朵白云。霎那间，我的神智发生了混乱，我究竟到了哪里？难道我发现了一片鲜为人知的天地？过了好一会，我才确信我脚下的这片碧波万顷的水面就是西湖。我来杭州至少也有五六次了，每次来都是由父亲和母亲带着，尽管我们每次都游西湖，但从来没有登高俯视过。说实在的，这次来杭州，我根本就没打算游西湖，杭州的“土地神”和我开了一个玩笑，西湖还是让我见到了她。

我在山顶朝湖的一块巨石上坐了下来，陶醉在大自然的壮观之中。沉思中我回想起了小时候每次来西湖的美好时光：记起了叔叔婶婶陪我们一家在西湖上泛舟，在“虎跑”饮茶；也记起了祖父、奶奶，叔叔、婶婶、平平和我们全家一同在岳坟里“精忠报国”的石壁前合影。这半年来，围绕着国家和家庭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太快了。当年的我，也是个热血青年，自觉我们这一代人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对国家和人民有用的人。记得每当在报纸上读到“决裂旧世界”及“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一类的文章，我也会为自己在参与一个伟大的事业而兴奋不已。然而更多的时候，我在为自己家庭成为革命的对象而悲哀，为自己的前途而忧心。

这次来杭州看祖父，原以为就是一次探望，没想到成了一次长谈，上了一堂课。从小我见过祖父很多次，但由于有父母在，轮不到我们小孩子说话。今天可是我第一次以一个成人的身份和祖父交谈。祖父谈笑风生，平易近人。近距离的接触，反而使我很快就消除了从小对他形成的敬畏心理。我是一个工厂的学徒，他是留过洋，见过世面的大学者，但当我和他谈话，完全不觉得身份和地位的差异。我能感觉到，虽然我和他同处在翻天覆地的变动旋涡中，他对周围发生的一切的反应有着与我完全不同的一种气势和态度。那是一种不卑不亢：不因圣人的光环而自卑，也不为豪言壮语而激动。

和祖父谈过话，我感觉一种无名的轻松。我发现，原来人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承受的紧张和压力能被历史的视野所缓解。在祖父的眼里，我们所面临的“史无前例的伟大时代”，似乎并不比一千八百年前的“三国时代”更神秘。祖父亲口谈出的和毛主席吃饭的故事，把我心中的毛主席由神变成了一个喜欢抽烟的普通人。我也注意到，当我谈到他的那些老朋友们的遭遇时，他的反应和神情出奇的平静，或许他的一生见得太多，生死早就置于度外？或许他的平静多少包含着一个自然科学家在“政治”面前无能为力的遗憾？我回味着和祖父的每一段谈话，思索那里面点滴闪光的东西。

我后悔过去没有多接触祖父，也记起了1961年和祖父的一次对话。那天，大人们围着祖父说话，孩子们在跑来跑去。祖父挑了一个人不多的时候，坐到我的身旁，问，“天骏，你将来想学什么？”没等我回答，他又问，“将来学化学好不好？”。对于祖父的突然发问，我没有思想准备，但对他的问题我却早有自己的答案。我告诉祖父，我从初二开始就喜欢无线电，我想学物理……谈话很快就结束了。我感觉得出祖父的些微失望，并不经意我竟是如此轻易地就放弃了一个聆听教诲的机会。其实我喜欢物理，很大程度上是受影响于一本《趣味物理学》的少年读物。而这本书，正是我进初中那年，祖父从杭州寄给我的。随后几年的工厂生活和社会经历，使我认识到像祖父这样学贯中西的学者并不是生活中随处都能碰到。我为我有这样一个爷爷而自豪，也为没能和爷爷生活在同一个城市而惋惜。不知不觉中，我已在山顶坐了几个钟头。太阳落下了天边，晚霞四处飞扬。我边朝山下走，边在心里想：等“运动”过去了，春节一定再来看祖父，再来和祖父纵谈天下。

然而，就在我离开杭州两个月后，噩耗传来，1966年12月28日，祖父被一个以红卫兵身份走进家来的大学生杀害了。此人从抄家红卫兵们传出的内幕消息中得知，这家老教授抄家的钱财已经发还……他用随身携带的一根铁棒，从祖父身后，敲碎了祖父的头颅。

我和祖父的第一次长谈成了我们的最后一次谈话。我心中有一种感觉，祖父并没有死，他是去了一个更遥远的地方。在晴朗的夏夜，我常常仰望天空里闪烁的群星，遐想：爷爷今夜是在哪一颗星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