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朋友发来一段许知远采访许倬云的视频：许知远对话许倬云，看过之后，想起了我前几年写的一篇旧文《母亲章映芬和许倬云一家》，特地整理出来与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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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的夏天，在台湾中国同学会的一次周末聚餐会上，一个台湾同学跑过来说，历史系的许倬云教授在找你。这使我颇感意外。我当然知道这位许教授。他是匹兹堡大学历史系的终身教授，又是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在美国华人圈子里名气很大，在美国的中文报纸上也经常会看到他的新闻和文章。我没有见过他，但知道校园的台湾同学都视他为精神领袖。我一边跟着这位台湾同学走，一边在心里纳闷：“不知许教授找我干什么？”

走到许教授跟前一看，却令我大吃一惊。原来许教授是一位撑着双拐，身材不到一米五的残疾人！许教授年纪有五十多岁。他人虽矮小，头颅面庞却与常人无异，因而身体上下比例显得不协调，只是两目炯炯有神，见面就给人一种不同凡响的气势。还没等我来得及开口，许倬云教授就伸出手来，微笑着说，我们是亲戚，你的母亲是我的姨妈。亲戚？我从来就没有听说过我们家在台湾还有亲戚。过去几十年间，政治运动，年复一年，血和泪的教训，使得人人都断亲绝戚，谁也不谈过去的亲友和家史。我握着许教授的手，心中想，既然许教授说我们是亲戚，大概是什么转弯抹角的远亲吧。

       

许教授见我一脸茫然，问，你的母亲排行第几？是大姐，二姐，还是小妹？又说，我想你应该是央芬阿姨（我的二阿姨）家的吧？我告诉他，我的母亲是章家大姐章映芬；同时诧异，这位“远亲”怎么对我们家的情况这么熟悉？他一听说我的母亲是章映芬，马上就说，“我小时候和映芬阿姨最熟，她对我的照顾也很多”。又说，“抗战期间，我们家逃难到重庆，全家人在相当长的一个时间里，都是住在你的大舅舅家里的……。”我这才知道许倬云的母亲是我母亲的亲堂姐。许家和我们其实是很近的亲戚。许教授最近在香港见到我的大舅舅章剑慧，才知道有我这么一个表弟在匹兹堡大学。我就这样和许倬云教授认识了，在匹兹堡也成了他们家里的常客。许教授排行第七，他一定要我喊他七哥。

刚和七哥认识不久，他就给我打来一个电话，要我去做客，说是他的大姐从加州过来，很想见见我。那天晚上，在七哥家，我见到了许倬云的大姐许榴芬（著名音乐人王力宏的祖母）。

       

当时榴芬大姐六十多岁，活跃而健谈，显得十分年轻。她对我一见如故，亲切地把我拉到沙发旁。刚坐下，第一句话就是，你知道吗，你的母亲救过我的命啊。这对我可是一个新闻：我的母亲救过榴芬大姐的命？这话从何说起？原来许榴芬在三十年代是清华大学的学生，而且是当时学生救亡运动中的一个积极分子。她所参加的激进学生组织，就是由清华大学地下共产党的负责人蒋南翔直接领导的。1935年，震惊全国的一二九运动前后，国民党政府到清华大学抓共产党和左翼学生。一天清早，国民党的特务到学生宿舍点名抓人，许榴芬和她的好朋友柳亚子的女儿，都被抓上了宪兵队的卡车。 

母亲当时在燕京大学体育系当助教。清华和燕京校园只一墙之隔。母亲从许榴芬的同学那里知道许榴芬被抓后，骑了一辆自行车，赶到了卡车旁。母亲隔着卡车的档板和许榴芬商量应急的办法。榴芬大姐说，那天你母亲穿的是一身蓝旗袍，围着一个红围巾。汽车开动后，你母亲拿起红围巾向我们挥手。直到今天，我还清楚地记得，汽车渐行渐远，人已经看不清了，只有你母亲那条红围巾一直在风中飞扬。

后来知道，母亲当天在第一时间就进城去找许榴芬父亲的朋友和托人通知柳亚子。由于柳亚子和许榴芬的父亲（当时国民党的一个海军将领）及时的营救，许榴芬和柳亚子的女儿坐了一段时间的牢后，都被释放了。原来是这么一个故事。说母亲救了榴芬大姐的命，应该有点夸张。然而，听到旁人用这样的话来感激自己的母亲，那种感觉还是相当的好。我在心里想，母亲究竟还有多少我所不知道的故事？（见新作：《从柳亚子亲属传来的关于母亲章映芬的惊喜》）

       

又有一次，七哥打电话要我去他的办公室，我刚进门，他就拿出一本《林继庸先生访问记录》，对我说，这是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最近出版的口述历史丛书中的一本。林继庸当年是全国迁厂抗日的主要负责人，里面专门有一节讲章映芬，他对你的母亲在抗战中出任艰巨的表现给了很高的评价。你设法带回去给你母亲看看。

1989年我母亲来到美国，竟然得以在匹兹堡和榴芬大姐相聚。这两天整理母亲的遗物，发现母亲在美国写的一篇回忆文章：《大宝姐姐相亲记》，我相信这篇文章正是她和榴芬大姐在匹兹堡相聚后不久写的。 大宝姐姐就是许榴芬和许倬云的母亲，我母亲的堂姐。

大宝姐姐相亲记 （章映芬，1990年）

我的祖母是一个封建社会的典型人物。她有四子一女，大宝姐是长房长女。祖母娘家姓华，我们老家姓章，都是无锡城里大族。老家原住进士坊，后来出宅，移居“小河上”。城中几家大族，都是亲上加亲，封建出名，其中以我的祖母最为典型。媳妇进门磕过头，她就吩咐了“生孩子，多多益善，但多生男的。赔钱货，只能生个把，要记在心里”，真叫媳妇啼笑皆非。我妈妈姓秦，是二房。她一口气生了六个男孩，那是祖母要大家学习的榜样！“要学二少奶奶榜样”。大房的大媳妇是她侄女，华家的美人。大房生长子长孙，偏偏头胎接生婆报喜：“老太太恭喜！先开花后结果！”她气得桌子一拍,“哪里飞来个江北大雄鸡！”从此，我们又胖又白的美丽的大宝姐就成了“江北大雄鸡”，祖母见了就骂。

       

大宝姐漂亮，一晃就到十二岁，说媒的踢破了门槛。祖母说，赶快嫁出去。我父亲在鸦片铺上一翻命书：“有缘隔河来相会，大吉大利”，于是就研究怎样相亲。当时我们还小，当然不与相干。由于在场的有我的奶妈和对方的老金妈，她们是朋友，所以相亲情况讲了又笑，笑了又讲，真是热闹得意。我的奶妈，无锡人称“老水头”。“老水头”一手一篮子上码头的衣服，一手一篮子的碗，穿得整整齐齐，有说有笑。相亲有许多种，大宝姐这一种，算是独特的一种。那天祖母亲自做了两碗红糖圆子。两个上码头的，各吃一碗。上码头，事先是保密的，不许人跟着。“老水头”站在码头上，打开喉咙叫：“老金妈，请老太太借块肥皂，回去拿太远了，请大阿官扔过来。”那边早就准备好了。老太太一张椅子坐在岸边，“老大，赶快拿块肥皂扔过去。扔远点可以，最好扔在篮子里。”许伯翔原是参军当海军的，运动员。口里说，来了来了，手一挥，就挥到了对岸。大家一边哈哈大笑，一边细细地看。老太太当时还向部队里借了一付望远镜。大宝姐原来就漂亮，老太太是早在菜场见过的！而儿子落得个现成话：“只要妈说好就行！”当时两岸，闻风看热闹的都来了。可是两个妈妈已经拎了篮子往回走－一场“运动会”就此散场了！“老水头”和老金妈都是喜气洋洋的各回家门。

后来年底就吃喜酒了。第二年，不料大宝头胎生了个女儿。祖母又在家里唠叨：“这只江北大雄鸡脾气不改，怎么搞的？” 许家老太太很开通，给孙女起名“榴芬”。 许榴芬，清华大学毕业。“许榴芬”，北京话变成“十六分”，英文就变成了“Sixteen Points”。许榴芬是清华地下党员。她的故事很多。许榴芬曾和柳亚子的女儿同时被逮捕。柳亚子一走后门，她们坐牢时，连洋娃娃都送了进去……

       

和母亲上面的这篇文稿放在一起的，居然还有榴芬大姐在九十年代初寄给母亲的五六封信。 榴芬大姐在1990年9月写给母亲的一封信中说：“这次在匹城，能与您想见，并且陪您聊了三天，实在是做梦也想不到的。您所谈的往事，把我出生时太舅婆的老话也抖了出来，对我来说，真是‘闻所未闻’，倍感怅惘。那个时代媳妇以生子为贵，才能在大家庭中立足。太舅婆的话，也不能怪她太封建顽固。她们生长在那个时代，她们不知道她们的错误。其实，每一个人，都只能生存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里，所言所行，都不免受囿于那个环境的条件反射。”

       

在1992年圣诞节的贺年卡上，榴芬大姐又写道：“映芬姨母，从电话中听到您的声音，十分欢喜。天骏弟寄来您的大作‘回忆母亲’，勾起了我对‘小河上’的许多回忆。我相信，我的母亲，正因为我外祖母一房不争气，才特地要在亲友中博得‘贤德’的名声。总之，章家大部分人都极有骨气。照这种遗传下来，我们这一代，包括您的子女和我家的弟妹们，各有成就，绝非偶然，您说对不对？兹寄上$50美元，算是我的圣诞节的Gift吧，请您哂纳。甥女榴芬，1992年冬。”

在另一张稿纸中，母亲还写了一段：“我的大宝姐姐是大房的一个特殊人物。大宝姐结婚早。许家隔条河，河南门。许家是正经人家。许伯翔为人善良，大宝姐能干，持家待婆，一家都安排妥当。姐夫的妹妹叫许毓英，是我同班同学……”

记得当年我曾问过母亲，榴芬大姐提到的“我外祖母一房不争气”，是什么意思？母亲叹息说，“小河上”的章家是个没落人家。祖母的几个儿子早年本都是读旧书的，以后科举废止，新学兴起，他们都未能跟上时代，也没有什么专长，只能混日子。民国后，家家贫困潦倒，男人们几乎全都抽上了鸦片......倒是大宝姐的早婚，嫁了许伯翔这样一个正派人，成了她人生的转机。

       

必须提到的是，九十年代，母亲住在匹兹堡期间，得到过许倬云夫妇的许多照顾。我的弟弟和姐姐先后到匹兹堡读研究生，也受惠于七哥和七嫂许多。记得有一次，母亲独自在家，不知因为什么事，她一时找不到我的弟弟，就照我们留给她的紧急求援用的电话号码，一个电话打到七哥家，七哥也不知出了什么事，赶忙由七嫂开车，夫妻两人急匆匆赶去我弟弟的家，到了才发现是虚惊一场。

至于我，自从认识七哥后，就一直把七哥当成我的良师益友。

       

1995年，母亲去世后的第二年，我路过Palo Alto， 特地去斯坦福大学看过榴芬大姐一次。那天正好她所在的教堂有活动，她还邀我去聚餐。看到她对教会活动的那种投入，我感慨人生真是变化无常。谁能想到，这位当年坐过国民党监狱的激进青年今天竟是如此虔诚的基督徒；而我那位教会学校毕业、营救过共产党的母亲，坐了半辈子共产党的牢，却至死仍是一个无神论者……

1999年，二阿姨打电话找我，要我同盾盾一起去无锡迁移外婆和母亲的骨灰。由于当地发展的需要，墓地必须在指定的时间里迁移。我和盾盾到了墓地，才发现这里其实是一处几个家族合用的墓园，不少有后人的墓，正在陆陆续续迁移。经和我们家的“坟亲”（委托的墓地管理人）仔细研究，才知道这里其实还有母亲的外婆、母亲的父亲和母亲的大伯的墓。按盾盾当时得到的指示，除了外婆和母亲的骨灰外，别的墓就不管了（母亲兄妹六人对遗弃他们母亲的父亲终生都不能原谅）。我倒是觉得这些碑主毕竟都是同母亲和外婆关系十分密切的人。于是就和盾盾商量，希望他去做他母亲的工作，争取把有关的墓和碑也一同迁走，并表示如果实在无人愿意管，我愿意出钱把几块碑迁走。当天晚上，盾盾把我的意见告诉了他的母亲。二阿姨犹豫了两天，又和她的兄妹在长途电话中反复讨论，最后总算由二阿姨拍板，同意将母亲的外婆和母亲的父亲的墓也一起迁走。

当讨论到是否也同时迁移母亲的大伯的墓时，我发现墓碑竟是母亲的大宝姐和许伯翔姐夫在七十多年前为他们的父母立的。母亲的大伯家除了在台湾的大宝阿姨一家，在无锡并无后人。 我当即提出希望盾盾再去向他母亲建议，干脆连母亲大伯夫妇的墓也一同迁走。所幸的是，二阿姨这次没有再犹豫，很爽快地就答应了。

2009年，七哥发电子邮件给我，说是他的庆云二哥在台湾退休后，思念家乡，已回无锡定居，看到我的博客文章后，想去墓地看看。我因人不在无锡，当即拜托我在无锡的多年好友沈均时兄，由他专程陪庆云二哥去梅园公墓扫墓。

    

2013年，我自己也回无锡定居，在庆云二哥去世前，也曾多次去他家中探望，听二哥讲“小河上”的故事。

     照片中间是庆云二哥，左边是我，右边是榴芬大姐的次子（王力宏的叔叔）。

去年清明前，我去梅园公墓扫墓。墓地倚山畔水，山上芳草萋萋，湖中碧波荡漾。我在母亲的墓前静坐了一个小时。临走前，特意又看了大宝阿姨和伯翔姨父为他们的父母立的那块碑，不由想起母亲写的《大宝姐姐相亲记》。我想起了母亲笔下百年无锡的风土人情，想起母亲的奶妈“老水头”，许家的老金妈……也想起了母亲和大宝姐姐一家的各种情谊。

人生如寄，日月如梭，一切都在变化中行进。芳草有情，斜阳无语，每一代人都有过自己安身立命的信念，每一代人都在默默中走完自己的春夏秋冬，桃李无言，下自成蹊，“小河上”章家的人世沧桑，正是中华文明几千年经流不息的一个缩影。留存在时空之外的，只有人性酿成的亲情。

（见新作：《从柳亚子亲属传来的关于母亲章映芬的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