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秉忱，1910年出生于浙江黄岩。他的父亲王琎是我国第一批庚款留美生，在王秉忱出生前，就由清政府选送去美国留学，直到1915年返国。母亲杨湘波是扬州兴化人。

图 1：1915年王秉忱父亲王琎留学归来，在黄岩与亲人合影。后排左起第二父亲王琎、第三母亲杨湘波，前排左起第三为王秉忱、第四为王秉忱祖母王杜氏。

王秉忱7岁时母亲去世，九岁时祖母去世，由父亲从黄岩老家接到南京，交继母孙多薏抚养。孙多薏出身名门，是咸丰九年状元、管学大臣孙家鼐的侄孙女，她本人自幼深受传统文化熏陶，上海务本女中毕业，她给予了幼年丧母的王秉忱无微不至的照顾，为少年王秉忱提供了良好的成长环境。

二十年代，王秉忱的父亲王琎曾任东南大学化学系教授、系主任和理学院院长。王秉忱从中学开始就爱好绘画和艺术，在绘画方面表现出相当的才华。著名建筑师、中山陵设计人吕彦直与王琎是庚款留美的同学和朋友，1929年南京中山陵施工建造期间，吕彦直常到王琎家作客，在吕彦直的直接影响下，高中时期的王秉忱对建筑发生浓厚兴趣。王琎的另一位好友丰子恺也曾在艺术上给过王秉忱影响和指导。

1930年，王秉忱中学毕业后考上中央大学物理系，曾与后来的物理学家吴健雄同班。由于喜欢建筑设计，王秉忱在读完了第一年后，于1931年转入中央大学建筑系。

          图3：王秉忱在南京中央大学校园

当时中央大学建筑系的教授有刘福泰、刘敦桢、李祖鸿、谭垣、虞炳烈、鲍鼎等，都是留学欧美归来的建筑界名师。在大学期间，王秉忱擅长绘画，喜欢摄影艺术，爱好游泳和网球，是学校网球队的成员。1934年，王秉忱的在校建筑设计习作曾被作为优秀作品选中，登载于当年国内的专业杂志上。          

图 4：登在1934年国内专业设计杂志上的王秉忱设计习作

1935年，王秉忱从中央大学建筑系毕业。同班毕业的十位同学是何立蒸、石昭仁、孙增蕃、王秉忱、王发茏、王蕙英、萧永龄、徐中、张开济、赵济武，由于王秉忱绘画成绩突出，深得系主任刘福泰教授的欣赏，王秉忱留校任建筑系助教 。

图 5：王秉忱在中央大学期间（1930-1940）的五帧习作。

王秉忱的绘图能力在建筑同行中享有盛名。尤其是在中央大学建筑系练就的一手即兴构思、脱手快速速写的基本功。下面这幅图就是他在重庆中央大学任教期间的习作，整幅图在数分钟中脱手完成。他自己似乎也很得意，在画旁自己加一句评语：“数分钟之速写下堪称佳作。”

图6：王秉忱的速写基本功

“九•一八”事变后，王秉忱参加过全国学生组织的要求政府抗日的请愿游行。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王秉忱和部分同学一起参加义勇军，赴真如前线支援十九路军抗战。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央大学与1937年10月从南京内迁重庆 。下面是建筑系师生离开重庆前在中央大学南京校园合影。

1937年底，王秉忱随中央大学集体搬迁到重庆沙坪坝。下图是中央大学建筑系迁校重庆沙坪坝后，部分师生合影 。

重庆是抗战时的首都，许多内迁到重庆的工矿企业急缺建筑方面的技术人才。在中央大学建筑系沙坪坝任教的两年时间里，王秉忱应申福新公司总经理李国伟和纱厂经理章剑慧的邀请，参加了原汉口申新纱厂在重庆的勘察建厂众多设计工作。

图 9：王秉忱在内迁的重庆中央大学期间的设计作品

1939年底，王秉忱接受申新公司总经理李国伟的邀请，离开中央大学建筑系，到宝鸡任申福新公司建筑工程师。 在宝鸡工作的七年时间里，王秉忱参加了宝鸡申新纱厂建设的全过程。（点击见《宝鸡申新纱厂建筑师王秉忱》一文）

1942年，王秉忱与同在申福新公司的同事章映芬结婚。1943年，王秉忱和章映芬一同参加过罗家伦率领的国民政府西北工业考察团，为开发大西北去过甘肃、宁夏和青海。

图 10：王秉忱和章映芬在宝鸡

抗战胜利后，王秉忱被申福新公司派去武汉重建在战争中被破坏的纱厂、面粉厂和电厂。其间，他在汉口沿江大道青岛路口为申福新公司设计建造了总部办公大楼。1948年王秉忱又公司被派去筹建和设计广州面粉厂。

1949年国内战火连天，汉口申福新公司总经理李国伟带领总管理处主要成员暂避香港。当时的王秉忱夫妇本也有条件选择暂时离开动乱中的中国大陆，但是亲历过残酷的战争岁月的他们，对当时共产党提出的新民主主义建国大纲抱有极大的期望，选择了留在大陆。1950年王秉忱还写信给自己在美国留学的弟弟王启东，动员弟弟回国。

解放初年，王秉忱获得了武汉市人民政府颁发的第一号甲级开业建筑师执照。1950年，王秉忱被任命为福新面粉厂代理厂长。

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后，王秉忱夫人章映芬因曾在抗战期间兼任过工厂国民党区党部书记被捕入狱，一年半后缓刑释放，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

1952年，福新面粉厂“三反”、“五反”运动开始，王秉忱被加以不实之词，受到粗暴对待，技术人员出身的王秉忱对政治运动产生对抗情绪，在隔离期间吞金自杀，后虽经抢救挽回生命，但这次事件最终成为他离开申福新公司的直接原因。

五十年代初期，战乱后的中国百废待举，武汉市急需有经验的建筑设计人才，在“三反”、“ 五反”运动之前，有关部门就曾通过王秉忱在中央大学的学生和老友黄康宇先生多次邀请王秉忱到国家建设部门工作，这次在听说王秉忱脱离了私营的申福新公司后，有关部门马上发出正式邀请，王秉忱也没有再犹豫，欣然接受了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林彪亲自签发的聘任书 ，担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建筑处设计室副主任。

王秉忱当时四十出头，正值壮年，十年建筑系的专业训练，十多年工业界的实际经验，在国家经济恢复时期(1950—1956)，他的才智有了用武之地。他的家人至今还能记得，那时他办公时而在武昌洪山办事处，时而在汉口江汉路大楼，整天早出晚归，忙忙碌碌。天天都有人来请他去审核工程和视察工地，有时更是几个单位的人开车来接，不同单位的公车常在家门口排队。

原武汉建筑设计院总工程师黄康宇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1952年中南行政委员会的八个部级办公大楼和洪山礼堂工程的设计工作除了我（黄康宇）和德庄（蔡德庄）帮助做些参考方案外，大多数是由王秉忱负责设计的。”

黄康宇回忆录中提到的这八个办公大楼，后因中南行政委员会搬迁至广州，而成为了湖北省委八大办公大楼，也正是由于湖北省委八大办公楼都是王秉忱负责设计，当年湖北省的主要领导如张体学、王任重都认识王秉忱，张体学省长甚至当面对王秉忱表示：今后有困难，可以直接来找我。

图 13：由王秉忱负责主持设计的湖北省委八大办公大楼

图 14：王秉忱负责设计的湖北省委洪山礼堂（照片摄于1976年，正面已被重修过）

1954年建工部成立，中南建筑设计院作为全国五大部属设计院之一，负责中南六省大型设计任务。王秉忱被建工部审定为国家一等二级建筑师（中南地区无一级建筑师），担当起筹建中南建筑设计院的技术方面奠基工作。

从1952—1966年的14年时间中，王秉忱领导设计了中南建筑设计院承接的大部分民用建筑项目，其中包括有：省委办公厅大楼、洪山礼堂、华中工学院图书馆、荣军疗养院、东湖宾馆、行吟阁、烈士陵园、华中师范学院主楼和图书馆等、武汉市第二医院、武汉水运工程学院主楼、新华路体育场、武汉体育馆、武汉电视台、郑州体育馆等。他亲自负责设计的还包括中南建筑设计院办公楼、东湖疗养院、武昌火车站、武汉剧院、武汉电视台等。

图 15：武汉水运工程学院教学大楼。

1957年建成的武汉剧院是王秉忱亲自主持设计的。在2012年华中地区设计双年展上，武汉剧院被评为新中国成立后改革开放前武汉市唯一的经典城市建筑杰作，并在展览会上作为武汉建筑史上重点成就制作巨型沙盘展出。（点击见《谁是武汉剧院的设计人？》一文）

图16：:武汉剧院（王秉忱亲自摄）

五十年代以梁思成领军的中国建筑学会提出了新时代建筑要有民族风格的主张，身为在湖北的全国建筑学会理事王秉忱深以为然，是武汉地区建筑设计民族风格的积极推动者，武汉的许多建筑，如1956年竣工的中南建筑设计院办公大楼、荣军疗养院、华中师范学院建筑群都是王秉忱推行“大屋顶”风格的民族形式的代表作。

2016年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的《华大名片》一书中，专门回顾了王秉忱主持设计该校的民族风格历史建筑群的历史：“一号楼建于1956年，2013年被列为武汉市一级保护历史建筑。一号楼、二号楼和西区六栋老宿舍均由中南建筑设计院第二室的主任工程师王秉忱和设计师何浣芬设计”。

图 17：华中师范大学的民族风格历史建筑群

在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武汉市的众多重大建设项目都有王秉忱的身影。王秉忱曾陪同冶金部苏联专家组的组长到武昌青山为武汉钢铁公司选址。王秉忱也参加了审定武汉长江大桥桥头堡方案和全部建筑图案的选定。

武汉市苏联展览馆是五十年代武汉市的重点设计项目，由武汉建筑设计院总工程师黄康宇主持设计任务，黄康宇先生在回忆录中提到，由于项目工期紧，武汉建筑设计院全力负责展览馆的主体设计，专门向中南建筑设计院求援，指名请王秉忱为苏联展览馆作总体规划和与展览馆配套的建筑群的设计。在五十年代，展览馆宽敞的U字型广场，大型的中央喷水池，在武汉市都是第一次出现，令武汉人民耳目一新。

九十年代笔者拜访原武汉建筑设计院总工程师蔡德庄先生时，向她询问五十年代王秉忱还曾设计过什么建筑，蔡总脱口而出：“东湖的九女墩就是你父亲设计的。”我专程到东湖瞻仰九女墩。碑体的设计风格和造型简洁而别具匠心，尤其是上方的三个小窗令人浮想联翩，三三得九，我猜想父亲在设计之初，一定为这三个透空的小窗设计过九座风铃……

图 19： 东湖九女墩

1958年王秉忱参加过武汉市的城市总体规划，规划设计并负责绘制过武昌洪山广场及周边成星型辐射的街区规划蓝图。今天徜徉在中南路或洪山广场的人们很难相信这令人心旷神逸的街区竟是在半个世纪之前规划的。

图20：王秉忱在洪山广场方案沙盘前留影，中图为洪山广场方案沙盘，下图为2004年的洪山广场。

1958年，北京筹备十年大庆，计划修建十大公共建筑，因为时间紧迫，北京市政府联合中国建筑学会，向全国建筑界求援，得到举国响应，短短3天之内，全国17个省市三十多位顶级建筑师云集北京，湖北派出了鲍鼎、王秉忱和殷海云。（见《中国建筑报》2005年《国庆十大工程的产生和确定》一文）

王秉忱在参加北京十大建筑设计期间，为公安部在天安门广场旁的国家政法大楼做了一个二十五层大楼的设计方案，后项目因经费问题取消。

图 21：王秉忱为国家政法大楼作的设计方案和沙盘模型

1957年前后，武汉市决定重建黄鹤楼，王秉忱代表中南建筑设计院做了黄鹤楼设计方案，并亲手绘制了黄鹤楼的设计方案图纸。1959年后，国民经济出现问题，黄鹤楼项目下马。随之而来的是十多年的文革动乱，黄鹤楼的设计图纸被锁进了中南设计院的档案室。1984年黄鹤楼按照中南建筑设计院的新设计方案重建。尽管新方案和王秉忱在五十年代的方案没有联系，但由于两次方案都是参照明代黄鹤楼的原型，人们不难看出这两份设计图纸风格和形式上的一致。

图 22：1957年王秉忱设计的黄鹤楼方案

1959年，王秉忱主持了武汉市重点规划项目武昌火车站的设计项目，《长江日报》曾特地做了报道，并在第一版刊发了王秉忱和何浣芬两人在设计台前的照片。从六十年代以来，武昌火车站一直是武汉市客运量最大的火车站，直到几年前才在原地重建。

1960年前后，王秉忱负责在武汉解放大道的一批高层住宅大楼的设计任务。由于武汉地区夏季炎热，从而给高层住宅的设计带来不少新的课题。他和他所领导的团队提出了一系列的解决方案和实施办法。原中南建筑设计院高级建筑师高介华先生，曾于2015年还专门撰写文章，回忆当年他在王秉忱领导下获得武汉市住宅设计方案竞赛奖的故事。

图 23：1960年代王秉忱领导设计的解放大道内天井住宅大楼和亲笔题字。

六十年代，《建筑学报》创刊后，王秉忱应邀在1962年的《建筑学报》上发表了关于武汉地区住宅设计探讨的学术论文。他的这篇论文从实践和理论两方面总结了在我国闷热地区设计住宅的经验和教训，是当时全国不多见的建筑科学学术研究文章。

汉口武圣路高架桥旁，至今还矗立着一座王秉忱领导下完成的适应闷热地区的住宅楼。这栋建筑设计新颖，大方实用，在当年国内同类建筑中绝无仅有，王秉忱自己也很满意，曾多次实地考察拍照。然而1964年后，该设计被点名批判为标新立异的修正主义设计产物。

图24：王秉忱领导设计的有独特遮阳散热功能的试验住宅

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名誉理事长柯俊是王秉忱的表弟，柯俊先生在回忆王秉忱的时候说，五十年代里，他经常因出差在京广线上往返，发现武汉以至中南地区的建筑既有民族特色又显得线条简洁开朗的共同特点。柯俊先生指出，王秉忱兼有深厚的专业训练和多年的建筑设计经验，这使得他事实上是中南地区建筑设计行业无可争议的领军人物，王秉忱的建筑风格和他的设计思想在五六十年代影响过整个湖北和中南地区。

1957年中国建筑学会在北京召开了正式改名后的第一次理事会，全国六十位理事的名单中，王秉忱是湖北省入选的两位理事之一（另一位是原中央大学建筑系主任鲍鼎）。

当年全国建工部的五大设计院的总工和资深建筑师大半都是王秉忱的同学和朋友。在武汉建筑界，他是建筑行业争相邀请作专业讲座的热门主讲人，他是建筑行业众多职业培训的顾问，又是后辈年轻同行的良师益友。华中科技大学建筑系的张良皋教授至今仍记得，他在四十年代从中央大学毕业后初来武汉及五十年代在武汉工作时，王秉忱都对他有过许多帮助和业务上的热心指导。

王秉忱在专业方面的能力和成绩虽然从五十年代起就已得到国内建筑界的承认，但他深受自己资方代理人的经历和妻子的历史反革命分子身份的牵连，政治上一直得不到党组织的信任。1955年，应国际建筑师协会的邀请，中国建筑学会组成了一个包括杨廷宝、戴念慈、吴良镛等知名建筑师的访欧代表团，名单中原有王秉忱，然而，王秉忱最后因政审未能成行，为此王秉忱一直耿耿于怀。

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王秉忱受到审查，设计院组织运动骨干实施抄家。1957年大鸣大放开始时，武汉市组织武汉地区重点设计院的一批高级工程师对党提意见。王秉忱在会上曾以1955年的抄家为例，表示了自己对于“肃反运动”的不满 。也许只是因为他当时在中南地区建筑设计方面的作用和影响力，他没有因为这次的发言被打成右派。

1959年建工部成立了建筑科学研究院，王秉忱奉调到北京建工部建筑科学研究院任研究员，调令也已经发出。由于此时的王秉忱正值建筑生涯的高峰，中南建筑设计院反复讨论，觉得不能让王秉忱走，最后由设计院组织出面，又把王秉忱从建工部硬要了回来。

1956年，政府重视对科技知识分子的统战工作，王秉忱被指定为湖北省政协委员，以后又参加了科技界的民主党派九三学社。

三年困难时期，物资匮缺，王秉忱在1960年一年中体重就下降了10多斤。以后王秉忱被湖北省政府列于享受特殊物资补助的在汉300名高级知识分子名单，情况得到改善。

六十年代初期，武汉市城市建筑工程专科学校在武昌马房山成立，王秉忱受聘为兼职教授，教授建筑学。

1964—1965年间，王秉忱被湖北省政协选派到北京中央社会主义学院脱产学习半年。

图 26：1965年在北京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受严济慈等中央领导接见。第二排右一王秉忱，第一排左三严济慈。

1965年，王秉忱从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结业回院，曾参加过第二汽车厂的选址和指导河南郑州体育馆的设计。然而，随着“四清运动”的开展，阶级斗争之风愈演愈烈，这时的王秉忱已经明显感觉到，他在建筑设计领导岗位上的工作已越来越难做了。

图27:“文革”前夕的王秉忱头发刚刚花白，仅仅半年之后，他的头发就全白了。

1966年6月，中南建筑设计院“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王秉忱首当其冲，是中南建筑设计院第一批被院党委抛出的运动对象，作为第一批被“揪出”的“反动学术权威”交群众批斗，罪名从“漏网右派”、“反动资本家”到“三反分子”，王秉忱被停职、抄家和在院内监督劳动，大会小会批斗，以后更成了设计院党内派系斗争双方都用来指责对方重用阶级敌人的口实。

图 28：“文革”中的批斗场面（王秉忱不在画面中）

1968年的一天，王秉忱因高血压在汉口家中休养，院中开来一卡车设计院的造反派，进门就质问王秉忱为什么不上班，王秉忱拿出医务室开出的病假单，却被来人一巴掌打掉，接着就是一个耳光，随后拖上大卡车，挂上名字打了叉的牌子，在一路的口号声中，被从汉口“架飞机”押回武昌。

1969年，受武汉煤炭设计院一位高级工程师的所谓“反共小集团”的牵连，王秉忱在院内被单独隔离审讯达半年之久，多次受到拷打。王秉忱曾亲口对子女说，最难忍受的就是24小时不停的疲劳逼供审讯，1000瓦的强光照射，不许睡觉，一闭眼睛就被打醒…… 此案后经证实纯属虚有，既无结论，也无赔礼道歉，就不了了之了。

1969年九大召开前夕，据说有关领导曾考虑过在一定程度上落实对于技术人员王秉忱的政策，由刚刚到任的军宣队负责人找王秉忱谈话。王秉忱以为自己的事情终于有人管了，怀着多年的委屈，当面问这位军代表，“我倒底有什么罪？” 没想到这句话惹恼了这位军宣队负责人，他当场发飙，拍着桌子指责王秉忱“反扑”。几天后，设计院革委会就以“对抗运动”为由，专门召开全院大会，宣布将王秉忱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致使王秉忱在文革中打扫厕所和全院清洁卫生前后长达七年之久。

1973年，王秉忱被以“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方式落实政策，设计院有关部门原本安排王秉忱到设计院的技术情报室工作，然而多年未能工作的王秉忱此时并未消沉，他在回家和亲人子女商量后，向设计院有关部门提出自己希望还能做建筑设计的本行工作。相关部门同意了他的要求，他回到设计室，悉心参加了当时设计室承担的葛洲坝水电站厂房的设计项目。

此时的王秉忱因多年的高血压病得不到治疗，早已是以严重冠心病之躯带病劳动和工作。他很快就发现他抖动的手已拿不住画笔，就在刚刚重新工作不到半年，他突然昏倒在一次全院的职工大会的会场里，经过在院内简单的抢救，王秉忱被送回他在汉口的家中，而事实上王秉忱在汉口的住房早在“文革”初期就已被冲击掉，所谓的家，只是一间10 平方米的房间，从1966年以来，王秉忱就是睡在公共厕所旁的一个没有窗户的过道里。

王秉忱晕倒在设计院会场后，没有被送到医院，有关部门只是电话通知王秉忱的儿子把王秉忱接回家，之后就不闻不问了。如此冷漠的态度，终于在中南建筑设计院与王秉忱过去长期一起工作过的同事之间激起不满，傅曾佑（结构主任工程师）和何浣芬（设计主任工程师），冒着被指责同情阶级敌人的政治风险，相约去找了当时设计院领导，希望领导出面过问王秉忱的病情。设计院干部部门借口无能为力，迟迟不作为，最后还是何浣芬借一次市里召开的统战工作会议的机会，直接向当时刚刚出来工作的武汉市老市长刘惠农反映王秉忱的病情，在刘惠农市长的亲自干预下，才将王秉忱送进武汉市第一医院住院就医。

在随后的两年中，王秉忱养病在家，他的冠心病逐渐加深到了每天都离不了硝酸甘油的地步。

图29：白天，王秉忱会撑着拐杖蹒跚来到他曾为之冠名的滨江公园，眺望滚滚东去的长江。

怀念和重访自己曾经参加设计的众多工程项目是王秉忱晚年最大的精神藉慰。1974年，在听说他曾经参加领导设计过的东湖风景区行吟阁和屈原雕像都毁于“扫四旧”后，痛心不已，特地找出文革前他自己拍摄的行吟阁的底片，亲自冲洗加印，还在照片反面写下了“东湖方亭和屈原像现已无存，印此留念。七四年四月”。1975年王秉忱还专程到他当年参加领导设计的武汉电视台前摄影留念。

在1974年到1975年邓小平第一次复出的那段日子里，王秉忱也和大部分普通老百姓一样，感觉到了国家和人民新的希望，有一件事还使他脸上挂起了十年来从未有过的笑容。

1975年，他三十多年前的一位学生，赵中和先生，从西安来看他。抗战期间，十几岁的赵中和从河南农村逃难到宝鸡，王秉忱把他招进工厂，并把他从一个工地的学徒培养成为一个有经验的施工员。解放后，赵中和入了党，从一个施工员被提拔为西北一个大型建筑公司的主任。这一次，他带着他的女儿，千里迢迢来中南建筑设计院看望王秉忱，却被中南建筑设计院的门房值班人员认为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几个人围住他盘问，扬言要把他带走。最后，他被带到了干部科，赵中和再也忍不住自己的愤怒，从口袋里掏出自己的证件，往桌子上一拍，说，“我是国家16级干部，共产党员，王秉忱是我三十年前的老师，他既然不是敌我矛盾，我来看他有什么不行？”干部科的人哑口无言，勉强给了他王秉忱家的地址。

转眼间，1976年到了，“文化革命”也进行到了第十个年头。这一年的冬天不算冷，人们都已开始在谈论早春的到来，而王秉忱和他的家人真心期望的只是那久盼未至的人间春色，但是王秉忱已经等不到这即将来临的春天了，1976年春节的前夜，王秉忱在他居住的公共厕所旁的过道楼梯间里，心脏病突发，正月初二，因心肌梗塞去世，终年65岁。

2004年，由中国文物学会会长罗哲文作序、杨永生主编的《哲匠录》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 《哲匠录》的第一部分收录了中华民族四千年来的四百余位有突出贡献的知名建筑师传； 《哲匠录》的第二部分收录了一百年来近代中国的六十八位知名建筑师传：梁思成、杨廷宝、林徽因....,王秉忱的名字也赫然在列。

 图 33：《哲匠录》收录了近代中国的六十八位知名建筑师传,王秉忱的名字也赫然在列。

后记

最近有消息传来，宝鸡申新纱厂已于2018年1月19日被工信部宣布列为第一批国家工业遗产，父亲王秉忱在抗战期间为宝鸡申新纱厂设计建设的三处建筑已于2019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人们开始在问，谁是这位宝鸡建筑师？谁是王秉忱？王秉忱的七年宝鸡建筑生涯（1939-1946）是一个爱国建筑师在抗战期间交出的一份答卷，他随后三十年的建筑生涯（1946-1976）是奔波在中南地区和武汉市的建筑工地上。

五十年代全国建筑学会理事、建筑师王秉忱曾经是五六十年代武汉市建筑界才华和成就无可争议的建筑大师。他的设计作品和与他有关的建筑设计项目，至今在武汉三镇还是不胜枚举，俯拾皆是。

然而在今天的武汉，早已没有任何人知道王秉忱这个名字。就连他当年亲自主持设计的武汉剧院，这座唯一入选为新中国改革开放前的武汉城市经典设计杰作的设计人的荣誉也早已冠上了他人的名字。

原因很简单，因为建筑师王秉忱早在1966年就被宣布为牛鬼蛇神，撤职批斗，扫了七年中南建筑设计院的厕所，一波一波时代的潮流，早在文化革命中就已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我是目睹着父亲在各种运动中经受各种不公正的对待中长大的，我也亲见过文革无故加于他的种种迫害和人身侮辱，在为他感到委屈的同时，我常羡慕那些远走港台、高飞海外的亲友，心中暗自埋怨父亲，为什么当年没有带着我们离开大陆……

父亲晚年的一件事情，让我几十年来一直百思不解。

那是在文革中的1973年，父亲在经历过七年的批斗、扫厕所、关押殴打和各种非人的待遇后，等来了一纸结论：“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安排到设计院技术情报室整理资料。那一年父亲63岁，长期患高血压，患有严重冠心病。那天，他回家把落实政策的消息告诉母亲和我，出人意外地说，等了这么多年，总算还可以干几年，并说他准备申请重回第一线作设计。我诧异这么多年，他居然还没有看穿？工资不少一个，为什么不就安稳地接受一个没有压力的资料室工作呢？面对这种世道，父亲为什么在老病交加中还要为它卖力？

他的要求得到设计院领导的批准，就这样在时隔七年之后，他回到了他熟悉的设计室，悉心参加了当时设计室承担的葛洲坝水电站厂房的设计。只是很快，父亲就发现抖动的手已拿不住画笔，而就在刚刚重新工作不到半年，他突然昏倒在一次全院的职工大会的会场里……

自从他去世后，这些问题伴随了我几十年,随着自己也步入“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人生，才逐渐明白，像我父母那一代的知识分子，他们不是在生活中去体会人生的意义，而是按照自己对于人生意义的理解去生活。我的父亲没有宗教信仰，是他的人生价值观告诉他如何在这个世界上安身立命。

什么是父亲的人生价值观？对于父亲和与他同时代的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他们的信仰就是一种家国情怀。他们的人生观是一首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他们的价值观就是一篇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他们以天下兴亡为己任，他们关心的只有家国天下的命运。他们的人生充满辛酸，他们的故事太沉重，他们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他们是冬夜拓荒人小屋里的蜡炬，流着烛泪，发着烛光，他们想要这个世界感受他们的热和光。

和父亲经历过相似命运的老一辈知识分子都已离开了这个世界，然而正是他们曾经的存在，证明了中华文明曾经是一个伟大的文明，只有一个伟大的文明，才能培养出有这种独特价值观的中华儿女。

（王秉忱108周年诞辰系列纪念文章，2018）